自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西藏逐步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一步加快[１]。在西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对于认识西藏民主政治的实际水平以及西藏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２]。它反映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有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有利于形成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赖感，增强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在一个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参与既受到该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运行机制、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机会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受到社会政治心理、传统习俗、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等主观条件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社会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反映了这个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同时，政治参与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政治参与对于藏族人民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政治问题。在封建农奴制制度下，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政治，封建官府、贵族、寺院僧侣“三大领主”对广大僧俗群众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根本没有政治参与可言。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对西藏实行了和平解放，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59年，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西藏的社会政治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昔日受压迫的百万农奴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拥有了参与政治的广泛权利。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管理本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真正成为藏族人民自己的事情。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西藏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加入这一进程之中。随着现代性因素的迅速成长，西藏的政治参与也迅速发展，对西藏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有关社会调查的资料，本文将对藏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探讨，并且揭示西藏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
　　
　　一、西藏人民政治参与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民主改革与政治参与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没有立即变革西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是按照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尽力争取西藏上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时期，西藏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极端落后，三大领主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十分严重，苛捐杂税、人身依附关系阻碍着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差异等特殊原因，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分裂分子的破坏、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藏汉民族之间存在很深的民族隔阂，对中央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还不相信。1959年3月，西藏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悍然发起武装叛乱，企图分裂祖国，制造西藏独立。严峻的局势迫使中央决定同西藏上层反动的分裂分子进行决战。为了彻底铲除分裂主义生存的土壤，中央决定，必须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和封建政权，彻底解放西藏人民。
　　在民主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动广大藏族人民的积极性，吸引他们参与民主改革，因而导致了藏族人民政治参与的产生。
　　在政治方面，民主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开展反对分裂、反对叛乱的群众运动，动员群众揭发分裂分子和叛乱分子，维护国家的统一；划分阶级成分，确立新兴政权的社会政治基础；开展对三大领主的控诉和斗争，培养藏族人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激发他们对新政权的热爱。
　　在经济方面，民主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反对“乌拉差役”[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变封建领主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将土地、牛羊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农牧民；引导农牧民建立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活水平。
　　在宗教方面，民主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在继续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上，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维护和修缮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打击、清算寺庙中的叛乱分子和分裂势力；没收寺庙的土地、牲畜、生产工具，分配给农奴和奴隶；由政府统筹安排寺庙人员的经济生活和宗教开支；实行政教分离，防止宗教干预政治。同时，根据自愿原则，做好寺庙僧尼的去留安排。
　　通过政治、经济、宗教三个方面一系列深得人心的措施，西藏的民主改革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据统计，到1959年底，西藏全区有69县约81万人参与了民主改革运动。[４]这一事实表明，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在广大藏族人民的广泛参与下完成的。同时，西藏的民主改革成为培养藏族人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技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
　　尽管民主改革时期藏族人民的政治参与具有广泛的影响，但这一阶段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动员式的参与。中央政府的代表、解放军官兵是藏族人民参与政治的引路人。中共西藏工委在1959年5月14日通过的《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决定：必须在工作步骤、工作方法、干部作风上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深入发动群众，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必须和农民同甘共苦、同生产，和农民打成一片，特别注意密切联系贫雇农和学好藏语文。”[５]另据统计，民主改革时期，中央从北京、天津、陕西、甘肃、青海、四川、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等省市抽调了3000名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进入西藏，指导西藏各地基层的民主改革。解放军驻藏部队先后输送了800多名干部转业到西藏各地参加领导民主改革运动，另抽调5700名官兵组成若干工作队进驻农村、牧场，指导基层的民主改革。[６]
　　历史的经验表明，通过动员的方式激发和引导藏族的政治参与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因为，藏族人民长期在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毫无政治权利，也不懂得民主为何物，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发形成政治参与的动机，具备政治参与的知识、能力和信心。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进行政治动员，将广大藏族人民吸引到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民主改革进程之中，对于培养和激发藏族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政技能是非常必要的，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
　　
　　（二）民族区域自治与政治参与
　　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西藏的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民主制度逐步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使管理本民族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务成为藏族人民自己的事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一场新的社会政治变革，它为藏族人民政治参与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西藏地方新型政权的建立过程十分复杂。从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到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前夕，大体上是旧政权体系延续、新政权体系孕育的过渡时期；从1959年民主改革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夕，是新政权逐步发展壮大，旧政权体系走向终结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取得成功，旧政权体系宣告终结。在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西藏在1961年4月成立了拉萨市人民政府和昌都、江孜、日喀则、山南、塔工、黑河、阿里7个专员公署及72个县的人民政府，并建立了283个区和1009个乡人民政府。[７]在民主改革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政府，由于面临复杂的内外形势，主要采取了上级委派的产生方式。
　　1961年初，西藏成立了普选工作筹备小组，负责普选的组织准备工作。同年5月，颁发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和《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两个重要的法律文件。1961年9月，西藏开始在基层进行普选的宣传动员和试点工作。1962年8月，西藏自治区选举委员会正式成立。
　　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为藏族人民切实地参与政治提供了法制保障。从此，投票成为藏族人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参加选举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到1965年8月，西藏县、乡级的普选已经完成，共有1359个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另有567个暂不具备条件的乡镇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5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16个暂不具备条件的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了正副县长。[８]通过自下而上的普选，使广大藏族人民的民主意识进一步提高，在选举活动中，他们进一步熟悉了政治参与。具体表现在于，藏族人民逐步认识到了普选的意义，开始适应投票表决这一民主形式。据历史文献记载，西藏各地举行首届民主选举时，群众仿佛过盛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表示欢庆。投票时，识字的人认真填写选票，不识字的人向自己信赖的候选人的帽子中投小石子或染了红色的豆子。[９]由于西藏新型地方政权组织的完善和藏族人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确立。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可以说是藏族人民政治参与的结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进一步为保障藏族人民参与地方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制度依据。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的影响，藏族人民的自治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政治参与也没有取得新的进展。“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十分混乱，政治参与也具有无序化、极端化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群众运动色彩，一方面被极左路线所限制，另一方面被无政府主义引向混乱。
　　
　　（三）改革开放与政治参与
　　从1979年起，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西藏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加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发生急剧的变化，西藏传统社会的各种因素逐步开始分化，现代性的因素迅速成长，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速度加快，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参与。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为藏族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切实的法制保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藏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同下列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198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西藏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四项政策”、“一个战略”、“两个长期不变”原则。
　　“四项政策”即放权政策、免征农牧业税政策、减轻摊派政策和保障供给政策。放权政策旨在改变过去以指令性计划控制农牧民生产经营和种养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充分调动村、组、户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免税政策旨在减轻对基层农牧民的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减轻摊派政策也是旨在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同时，改善农牧民同政府的关系。保障供给政策旨在稳定物价，确保城镇居民及农牧民都能受益，提高生活水平。“四项政策”有利于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刺激经济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他们经济上的自主意识、利益观念与权益要求。
　　“一个战略”即救灾扶贫战略。通过大力加强救灾扶贫，使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两个长期不变”原则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养私有，自主经营，长期不变”。该政策旨在稳定人心，保障以家庭为主的生产经营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以稳定的长效政策维护藏族农牧民的利益。
　　在上述政策推动下，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明显。1984年，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300元，1985年为353元，1990年829.66元。[１０]同经济收入的逐年增长相适应，农牧民的支出水平也逐年提高。1985年，农村人均总支出387.49元，1990年为485.38元，1991年为561.45元，1992年为739.38元。[１１]
　　在农牧区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同时，西藏其他产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使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因此，使他们同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政府的改革成为农牧民关注的对象。
　　2.社会变迁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带动下，西藏开始发生显著的社会变迁，藏族传统社会的许多因素尽管仍在延续，但现代性的因素也注入其中，并且逐渐被吸纳、接受，使西藏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西藏的社会变迁中，以下几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大众传媒的发展。目前，全西藏有《西藏日报》《拉萨晚报》《西藏科技报》《西藏青年报》《日喀则报》等10多种报纸。除《西藏日报》创刊于1955年之外，其他各报均是1979年以后创办的，各报都有藏汉文版。西藏的广播电视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大众传媒的发展为藏族人民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知晓国内外大事、认识外部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藏族人民接受新事物、培养现代新观念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藏族群众586人的调查结果表明，7.8%的人通过看报纸了解国内、区内大事；26.8%的人通过听广播，48%的人通过看电视。这表明，大众传媒的发展对激发基层藏民关心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交通与邮政、通讯业的发展。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感叹。现已形成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滇藏线及中尼公路为主干的公路网，公路已延伸到所有的县和大部分乡。航空事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所有这些，使西藏与外界的联系大为便捷。
　　1973年，西藏实现了乡村通邮；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以微波通讯为主的电报、电话体系，牧区的县和农区的乡镇建立了电话通讯网。交通、邮政、通讯的发展，增加了社会流动的机会，使传统上活动范围有限的藏民能够打开眼界。藏民的社会流动性增强，同外界的联系与交流增强，打破了西藏传统社会的封闭性，有利于加强社会联系和政治交流。这是促进藏族人民政治参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三，人口聚集程度增强。历史上，西藏地广人稀，人口分布长期呈散点状特征，加上交通、讯息的落后，使西藏的传统社会呈分散性、封闭性。传统的社区以内，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并不发达。现在，西藏人口分布逐渐呈聚集趋势。人口的聚集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城镇化。目前，西藏境内已形成具有一定人口和市政规模的城镇8个，即泽当镇、八一镇、那曲镇、昌都镇、狮泉河镇、江孜镇、亚东镇、樟木口岸。大多数城镇的常住人口在3000以上，成为西藏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牧区藏民从游牧走向定居和农区村落规模的扩大。在藏北牧区，历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牧民定居点越来越多，出现了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在后藏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原来分散的、小型的村落向大的村落群转变，村的人口数量增加。
　　在人口聚集程度提高的基础上，西藏自治区各级基层组织不断增多。近几年来，西藏的乡级组织单位共有907个，镇级单位共有31个，村级单位共有7481个。[１２]这一结果表明，人口的聚集促进了基层组织的发展，基层组织的发展使公共事务与社会交往复杂化，因而西藏基层具有了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整合机制。
　　3.对外交流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吸引着外界，使西藏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国内外游客的增多意味着西藏同外界的交流的增加。在各种交流过程中，给西藏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要求与愿望，尤其是使藏族年轻的一代认识到本民族同其他民族发展的差异和差距，激发他们向往现代化的生活，要求改变传统社会的面貌。这种差距感和期望有利于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政治参与动机。
　　4.社会政治动员
　　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导致社会动员的增强。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政治动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素。社会政治动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的政策所激发的人们的利益期望，它引导人们支持和响应政府的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它将人们的要求、愿望和行动纳入政治体系的轨道。西藏的社会政治动员常常是同下列几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宪法与选举法的宣传；反分裂与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宣传。在一些基层地区，政治动员往往同藏族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对基层群众能起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效果，对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政治具有积极作用。例如：一些专业或业余文艺演出队在乡村巡回演出时，在节目中安排一些选举人大代表、民族团结政策、遵纪守法宣传的内容。这些活泼生动的形式，使基层群众增加了政治法律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政治信息，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直接示范。
　　5.法律逐步完善
　　为了保障藏族人民的政治权利，除了全国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外，还必须有适合西藏具体情况的法律和实施细则。为此，西藏自治区人大从1991年以来，制订并颁布了20多部同基层政治生活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西藏自治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1992年），《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1993年），《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1994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条例》（1994年），《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1981年制订，1995年修改）等。上述各项法规直接同基层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这一系列法律的制订，为促进藏族人民政治参与的法制化提供了基本依据。综上所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对外交流、政治动员、法制完善是现代化进程中藏族人民政治参与发展的五大基本动力。其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是主要的因素，它们导致自主性政治参与的发展；政治动员是促进政治参与的有利手段，在现阶段仍具有毋庸否定的积极作用。
　　
　　二、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及实际效能感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具有丰富多样性，其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感逐渐增强。大量的客观事实有力地说明：随着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西藏的民主政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西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现根据“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组1996年的最新调查资料，对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及实际效能感作一概述。
　　
　　（一） 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
　　政治参与的形式一般指公民参与政治的实际行为方式。根据在西藏自治区的调查，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参加选举活动
　　在现代社会，政治性的选举活动是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认为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也是人权的基本内容。自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就获得了广泛的选举权，并且逐步适应和掌握了现代选举技术。西藏人民参加选举活动的具体内容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选举县、乡镇人大代表，二是选举村（居）民委员会代表及村（居）委会主任。
　　在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方面，按照《选举法》及《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县级人民代表必须由本行政区域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根据本地情况，制订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实施办法，使选举活动更符合本民族的实际。根据西藏自治区人大办公厅公布的数字，自1993年以来，在西藏自治区县级人大换届选举中，选民参与率达91.6%，有的地方达到100%。可见西藏人民参加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是比较普遍的。在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藏族公民参加选举的比率也是较高的。
　　在村（居）委会主任的选举方面，藏族基层群众显示了较高的积极性。对西藏自治区乃东县泽当镇结莎村100位村民的调查表明，参加过最近一次村长选举的有89人，占89%。这表明，藏族农民对选举村长非常重视，有较高的积极性，也表明村一级的选举具有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从藏族公民对选举活动意义的认识来看，认识上的差别不大，分歧也不太明显。在586名被调查者中，531人回答了对参加投票的看法，对“应该积极参加投票选举活动”，40人表示很同意，占7.5%；387人表示同意，占72.9%；96人表示无所谓，占18.1%；7人表示不同意，占1.3%；1人表示很不同意，占0.2%。这个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藏族公民对选举有正确的认识，对参加选举活动的态度是积极的。
　　2.来信来访
　　通过来信来访的途径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是藏族人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新形式。近几年来，基层群众到政府部门上访、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的逐渐增加。对586人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藏族群众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时，有128人表示向政府部门反映过，占21.8%；有4人表示向报社、电台写信反映过情况，占0.68%；另外，对西藏山南地区的调查得知，1994年—1995年，山南地区行署信访办公室共接受群众来信来访1339件次，其中，来信563件，来访776次。1996年1—6月，群众来信来访236人次，其中，来信20件，来访216人次。
　　群众来信来访反应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97%的属于请求政府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1.5%的属于申诉类，1%的属于举报类。其中，农牧民反应的主要问题有：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征用土地引起地价纠纷，农民利益受损问题；农牧民子弟上大学的经济困难；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农牧区群众饮用水问题等等。
　　山南地区信访部门在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方面，采取了三种办法：（1）归口处理，即把群众反应的问题分门别类，移交有关政府部门解决，信访部门再负责询问并向信访者予以答复。（2）现场处理，信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直接到来信来访者所在地进行核查，及时处理问题。（3）协调处理，信访部门出面召集当事人各方，调解矛盾，平息纠纷，公平地引导利益冲突各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由于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有较强的责任感，加上有行政领导人的支持，因此有较大的权威性。山南地区藏族群众对信访部门比较信任，同时，当有实际困难和要求时，也愿意找信访部门解决，来信来访成为藏族人民参与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
　　3.同官员接触
　　同官员接触是指藏族群众直接同地方党政负责人接触，提出实际问题，表达利益要求。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政情、民情，更直接地听取群众意见，更快更及时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近几年来，西藏许多地方都建立了“领导接待日制度”和“领导现场办公制度”。例如，在西藏山南地区，每月举行两次接待活动，由地区行署、地委主要负责人公开接待群众，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山南地区的这一活动安排得比较周密，富有实效，群众反映情况比较踊跃。
　　笔者通过对拉萨市八廓街居委会连续一星期（1996年7月16日—22日）的观察发现，每天来此同居委会干部接触的藏族群众络绎不绝，他们同基层干部接触反应的主要问题有家庭纠纷、邻里关系、孤寡老人生活困难等。在八廓街工商行政管理所，藏族市民十分踊跃地同这里的工作人员接触，反映商业贸易中的假冒伪劣情况和不法商人的欺诈行为，借助工商管理部门，维护消费者权益。
　　藏族人民不仅因为个人切身利益问题而同官员进行接触，而且也为公共利益而同官员进行接触。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藏民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狭隘界限，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公共利益，进而同官员进行接触，参与地方性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
　　从对586人的调查中还可发现，藏族群众是否同官员接触，主要有三种情况：当问题必须借助政府才能解决时，他们一般都会同有关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当问题有多种解决途径时，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找党政领导出面解决；当问题同本人的利益关系不大或事不关己时，大多数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有少数积极分子仍会采取行动，同党政部门领导人接触。
　　4.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
　　除了参加选举、来信来访、同官员接触之外，西藏人民还通过另外一些途径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或政治情感。
　　（1）政治性议论。在对586人的问卷调查中，表示“经常同朋友或家人讨论有关国家、政府的事情”的有47人，占8.2%，表示“有时同朋友或家人讨论有关国家、政府的事情”的有148人，占26%。藏民们之所以关心政治，议论政治，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的政策同自己的利益有较大的关系。其中，认为“影响很大”的有142人，占25%；认为“有些影响”的240人，占42.2%。政治性议论是一种小型政治活动，它是藏族群众自发进行的。在这种小范围的、家庭的议论中，藏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议论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它使多个人的见解互相补充，有利于形成全面、深刻的政治认识，为他们日后表达意愿提供了思想准备。
　　（2）政治性宣传。在西藏，政治宣传不仅是官方行为，也是民间行为。民间的政治宣传对官方的政治宣传起着重要的补充、深化作用。许多官方法律、法规、政策一经民间的宣传，就变成行之有效的力量。从事民间政治宣传活动的，主要是乡村文艺戏班和云游四方的民间说唱艺人。例如，桑日县卧龙乡的文艺表演队把选举法的内容改编成歌舞剧边唱边舞，颇受群众喜欢，以致成为巡回演出中的保留节目。比如县恰则乡有位民间说唱老艺人，过去以唱《格萨尔》而远近闻名，而现在，他在唱《格萨尔》之余，用同样的韵律演唱爱家乡、爱劳动、遵纪守法、选举投票等新内容。由民间自觉发起的政治性宣传话语朴实，浅显易懂，容易被人接受和认同，因而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3）政治性庆典。参与政治性庆典是藏族群众参与政治的又一途径。政治性庆典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西藏自治区成立纪念庆典，庆祝新任班禅的坐床仪式等等。这些政治性的庆典活动对藏民具有广泛的影响，能够吸引群众的广泛参与，形成较大的政治声势。在对586人的调查中，表示参加过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的有428人，占73%；认为举办“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活动”很好的有415人，占70%。西藏各地举行的政治性庆典这所以能吸引广大藏族群众的参与，除了政治动员的因素之外，还在于它还具有特殊的作用，即提供社会政治交往的机会。
　　
　　（二）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感
　　所谓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指公民对自己的行为能否有效地影响政府，带来实效的一种主观评价。政治参与的效能感是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动因。一般，参政效能感较强的人较多地关心政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较高；而参政效能感较弱的人则对政治表示冷漠，他们或是不参与政治或是消极被动地参与政治。此外，参政效能感还影响到公民对参政途径与参政方式的选择。在特定的问题上，公民总是根据某种效能判断与预测，选择最有利于该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方式来参与政治。
　　那么，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感是怎样的？下面，根据586名被调查者对5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问题1：当遇到困难和纠纷时，你一般找谁帮忙解决？（供选项有8项，可以多选）
　　回答情况：269人表示找政府干部，占45.9%；66人表示找党委领导，占11.3%；84人表示找熟人关系，占14.3%；205人表示找亲戚朋友，占35%；74人表示找活佛与僧人，占12.6%；67人表示自己私下解决，占11.4%。如果将前两种情况综合起来看，藏族人民在有困难或产生纠纷时，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找党政部门帮助解决。这也意味着藏族人民中大多数人相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有效地影响政府，满足自己的需要。
　　问题2：您觉得你周围的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供选项有4项）
　　回答情况：393人回答了这一问题，占被调查者的67%，首先应当肯定这个结果仍是有较高信度的。具体回答情况是，229人认为多数人信任政府，占58.3%；68人认为一般，占17.3%；17人认为多数人不信任政府，占4.3%；79人表示不知道，占20.1%。仅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大多数藏民认为自己周围的人是信任政府的；第二，事实上，大多数藏族人民也是信任政府的。而认为“一般”、“不信任”和“不知道”的情况中，既可能包含有人事实上是信任政府的，也可能包含部分人是不信任政府的，还有人属于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的。从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西藏人对现在的政府是持信任态度的，这是激发他参与政治，对自己的努力持乐观自信态度的根本动机。
　　问题3：如果您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您采取过下列行动吗？（供选项共有8项）
　　回答情况：28人表示向党组织部门反映，占4.8%；128人表示向政府部门反映，占21.8%；2人表示向人大或人大代表反映，占0.3%；9人表示向法院告状打官司，占1.5%；4人表示写信给报社、电台，占0.7%；2人表示找工会、妇联、共青团，占0.3%；16人表示找僧人、活佛，占2.7%；没采取任何行动者254人，占43.3%。综合各种情况，采取一定行动者332人，占56.5%，其中，属于政治参与范围的包括向党组织反映、向政府部门反映、向人大或人大代表反映、到法院告状打官司、写信给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以及找工会、妇联、共青团的，总人数为173人，比例为29.5%。这表明，有29.5%的藏族公民始终具有高昂的政治参与热情，不管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同个人的利益是否直接相关，他们总会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采取一定的行动，它说明西藏人民中有一批政治参与效能感很强的人。
　　问题4：您觉得您反映的意见对改进政府工作或决策有无帮助？（供选项有5项）
　　回答情况：254人回答了这一问题，占43.3%，这个比例偏低，说明这个问题的统计结果信度不高，只能作为分析的基本参考。具体回答情况是，67人认为肯定有，占回答者的26.4%；68人认为有一些，占26.8%；18人认为很少，占7.1%；21人认为完全没有，占8.3%；80人表示不知道，占31.5%。如果将前两项相加总共有135人认为自己的行动有助于使政府改进工作或决策，约占回答者的53.2%。他们对自己能够影响政府的工作与决策持肯定态度，也就是说，这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实际效能感。
　　问题5：西藏的现代化最终靠西藏人民的努力才能实现。（供选项有5项）
　　回答情况：527人回答了这个问题，约占90%，这个回答的结果信度较高。具体情况是，97人表示非常同意，占18.4%；382人表示同意，占72.8%；28人表示无所谓，占5.3%；16人表示不同意，占3.0%；4人表示不知道，占0.8%。综合第一、二种回答，有479人对藏族人民靠自己的参与及努力实现西藏的现代化持自信、肯定的态度，比率为90.2%。这表明，在参与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的政治实践中，西藏人民具有极强的参与效能感。这一点，是推进西藏现代化进程，实现西藏民族振兴的重要心理动力，这也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
　　
　　三、几点结论
　　
　　（一）西藏政治参与的发展成就
　　总结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有许多方面的发展成就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成就是认识西藏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水平及现代化实际进程的基本依据。西藏政治参与的发展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参与的途径逐步增加。民主改革以后，藏族人民获得了普选权，可以通过参加选举行使民主权利，决定政治事务，产生地方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又进一步赋予藏族人民管理和决定本地区范围内事务、实行地方自治的权利，藏族人民可以通过自治组织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意愿。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的完善，使藏族人民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信来访、同官员接触等途径参与政治。除此之外，获得了广泛政治权利的藏族人民可以通过政治性议论、政治性宣传和政治性庆典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这一切表明，联系政府和藏族人民的各种政治参与途径基本上是畅通的，也是可以满足大众政治参与要求的。
　　第二，政治参与的方式明显改进。民主改革以后一段时期，各种以政府官员为主而引起的动员式参与，是藏族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动员式参与对赢得大众的支持、服从具有较强的整合力，但对于充分表达民意、尊重不同意见也有不利的一面。1984年以后，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西藏基层的政治参与逐步扩大，政治参与的方式也相应发生改变。除了动员式参与以外，藏族人民的自主性参与开始出现。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时，他们会采取某种形式的行动；此外，当遇到困难或纠纷时，大多数人选择找政府部门帮助解决。在表达意愿的行为方式上，藏族人民逐步从受个人狭隘的观念、宗教情绪支配的非常态方式转向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的常规方式。这些变化恰好意味着，藏族人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改进。
　　第三，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对藏族基础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藏族人民不再是甘心游离于政治之外或者被排斥在政治进程之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关心政治、愿意参与政治的主人翁。8.2%的人表示经常谈论政治问题，26%的人表示有时谈论政治问题，表明他们有较敏感的政治意识；对于“选举是公民神圣的权利，应积极参与投票”这一观点，14.9%的人表示非常同意，74.5%的人表示同意。这几方面的情况说明，西藏人民对于西藏的各项政治事务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自主意识。只要真正发挥他们的自主性，他们是能够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
　　第四，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增强。同西藏人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相联系，西藏人民对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政府的工作和决策有了较强的实际效能感。调查表明，当西藏人民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时，29.5%的人采取过一定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大约有53.2%的人相信自己的行动对改进政府的工作和决策很有作用和有一些作用。这个比例同汉族公民及世界上一些国家公民的政治效能感相比，不算落后。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张明澍在以汉族公民为主的社会调查中发现，只有19.7%的人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可以影响政府的决定。[１３]而与此相联系，在实际政治参与经历方面，11.2%的人表示有过影响全国性政策的经历[１４]，9.3%的人表示有过影响地方性政策的经历[１５]，两项相加，总数为20.5%。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对5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则表明，美国公民中，75%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全国性法律，77%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地方性法律；英国公民中，62%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全国性法律，78%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地方性法律；德国公民中，38%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全国性法律，62%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地方性法律；意大利公民中，28%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全国性法律，51%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地方性法律；墨西哥公民中，38%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全国性法律，52%的人认为自己可以影响地方性法律。[１６]而实际参与过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人，美国为33%，英国为18%，联邦德国为21%，意大利为13%，墨西哥为9%。[１７]综合上述各种因素，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西藏人民的政治效能感是较强的，同现代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公民的状况相差无几。
　　第五，西藏人民对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认同感和信赖感明显增强。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到民主改革之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西藏群众对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以致当西藏上层反动的分裂分子发动西藏叛乱时，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卷入叛乱活动中。但自从民主改革后，随着西藏人民的政治参与和西藏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政策的推行，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繁荣和发展，大多数西藏人民过上了温饱和小康的生活。这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西藏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理密切相关，也同党正确地实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真心实意地支持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关。因此，事实教育了西藏人民，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赖感不断增强。1989年，“拉萨骚乱”发生时，尽管分裂分子一再造谣惑众、宣传鼓动，但卷入骚乱事件的普通群众极少。例如，位于拉萨最敏感地段——布达拉宫前面的雪居委会1800名居民中，除2人曾被骗去参加一次游行外，没有人参加过骚乱事件。另外，位于大昭寺近邻的八廓居委会在街道党支部书记旺堆的带领下，旗帜鲜明地同骚乱分子进行斗争，坚决抵制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这些事例同30年前的情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体现西藏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赖感增强的事实方面，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关于“当遇到困难和纠纷时，您一般找谁帮助解决”、“您周围的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如果您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时，您会采取什么行动”几个问题的分析以外，还有几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可以进一步证明。例如，对“社会主义制度好，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的观点，24.4%的人表示很同意，70.9%的人表示同意。对“搞分裂对大家都不好”的观点，22.6%的人表示很同意，65.2%的人表示同意。对“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应服从政府”的观点，12.3%的人表示很同意，79.6%的人表示同意。而对这几个观点持不同意和很不同意态度的人所占比例极少，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西藏人民对党和政府认同感和信赖感的增强，既是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繁荣发展的结果，也是今后西藏民主政治和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有利条件。
　　
　　（二）西藏政治参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自民主改革以来西藏政治参与的发展成就很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将这些问题和不利因素概括起来，可以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地理环境及发展基础的限制，消极观念、落后习俗的影响，对西藏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发展有一定制约，从总体上看，现代性因素的力量相对较弱。从比较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个地区的人民难以产生充分的民主观念和政治要求，政治参与的动机必然会受到局限。
　　第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占相当比例。偏低的文化知识水平必然影响到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理性认识，因而使他们难以选择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受教育程度的偏低也意味着公民政治社会化程度偏低、公民缺乏参与政治必要的知识和能力。
　　第三，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宗教信条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与作用还大于法律。社会调查表明，当人民遇到困难和纠纷时，当人们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不满时，都有一定数量和比例的人表示愿意找熟人、亲戚、朋友，或者找僧人、活佛帮助解决，甚至表示愿意忍让。但是，自觉地意识到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人，只占相当低的比例。这些情况表明，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众多的藏族群众心中尚未真正确立，法律仍只是被当作次一级的社会规范体系和调节手段。法制观念的淡薄使一些人的政治参与行为缺乏法律指导和理性支配，对西藏社会政治的安定团结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常态政治参与有时受分裂分子和别有用心者的干扰破坏。众所周知，自从1959年西藏叛乱之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分裂分子逃亡国外，继续从事分裂中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近几年来，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同时，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出于遏制中国、搞乱中国的企图，常常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挑拨汉藏关系。分裂主义倾向与干涉主义行径成为干扰西藏人民常态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政治参与要取得正常的发展，还必须克服许多阻力，排除许多干扰。
　　
　　（三）结语
　　通过对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过程及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藏族人民具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衡量当代西藏民主政治发展水平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尺度。自民主改革以来，西藏人民的政治参与从无到有，从低水平的动员式参与到高水平的自主性参与，从参政形式的单一性到多样性，从参政动机的低效能到高效能，这一切，意味着西藏人民已经转变为具有自主性的现代政治人，西藏政治已经发展为具有参与性的现代民主政治。当然，这一发展进程远未臻于完善，尚待进一步发展。在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进一步增强西藏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赖感；必须大力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学校教育事业，提高西藏人民的文化素质，强化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增强他们的民主法制观念，加强西藏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观念和对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必须进一步加强西藏的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完善管理与服务两方面的职能，实现对西藏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务的有效管理。我们相信，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能够成功地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而且能够成功地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参考文献：  

[１] 详细的论述见拙文《社会现代化并非是遥远的神话——西藏山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调查》，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２] 关于政治参与的涵义，有许多不同的界定，美国学者G·A·阿尔蒙德、塞缪尔·亨廷顿、路辛·派伊等人都作过有代表性的解说。本文对政治参与涵义的界定引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485页。
[３] 乌拉差役，是西藏农奴主对农奴进行剥削和奴役的各种形式的总称，包括徭役、赋税、地（畜）租等等。乌拉差役大致可分为劳役、实物和货币三类。详细的论述请参阅《当代中国西藏》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94—100页。
[４] 资料来源：《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
[５] 参阅《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６] 资料来源：《西藏革命史》，第154页。
[７] 资料来源：《西藏革命史》，第154页。
[８] 资料来源：《西藏革命史》，第222页。
[９] 资料来源：《西藏革命史》，第225页。
[１０] 《西藏统计年鉴》（199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１１] 《西藏统计年鉴》（1993年），第206页。
[１２] 《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第185页，第293—294页。
[１３]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72页。
[１４]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130页。
[１５]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130页。
[１６]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76页。
[１７] 张明澍：《中国“政治人”》，第130页。

                                                                                                                                                     （原载《中国藏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