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尤其是明中期皇帝，多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还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极度崇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有，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它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关 键 词】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原因/影响

　　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他们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前辈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曾做过一些研究，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显不足（注：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龙池清《明代北京……喇嘛教团》（载日本《佛教研究》1941年第4卷第6号）、佐藤长《明廷的……佛教崇拜》（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二文。）。中国学者尚无专文，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载《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文史》2004年第3辑）等对之有所涉及。这些论著，主要采用《明实录》史料，而对北京等地的碑刻资料、藏文史料利用较少；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师封授和供养藏僧的情况，而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其他表现则多未论述，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影响也缺少探讨。本文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碑刻资料以及藏文史料等，试图较系统地论述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分析其原因，探讨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按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

　　洪武至宣德年间，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们崇奉藏传佛教，但比较有节制。

　　明朝从太祖开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针对当地政教合一的现实，“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建立朝贡贸易和茶马互市，设置卫所和驿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不过，基于“多封众建”政策在藏区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过在当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色彩还较少。

　　《明史》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7页。）按《明史》的记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传佛教。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僧印顺法师也说，“明太祖逐元而还我河山，严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国佛教及社会，赖以清净，可谓真能护国护教者”（注：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实际上，明太祖也崇奉藏传佛教。史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来朝的印度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均为全国最高僧官，“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注：《明太祖实录》卷九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授善世禅师诏》，明文书局1980年版。）。撒哈咱失里“习通五明经律论之学”，“复精修禅定”（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是一位印度高僧。我们知道，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后弘期的藏传佛教正是继承印度密教及融合西藏苯教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撒哈咱失里是一位密教僧人。明太祖对他十分崇信，命于钟山创庵居之，每“驾幸钟山，必造师室，咨问法要”（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第17页。）。和林在元代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明初为元朝残余势力屯聚的政治中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无疑是藏传佛教僧人。太祖授二人为全国最高僧官，统辖以汉传佛教、汉僧为主体的中国内地佛教，也反映了他对藏传佛教及密教的认可。南京鸡鸣山下有万人坑，明初建国子监其上。但据说其地阴魂不散，妖气出没，“人有触之者，则昏迷僵仆，甚至殒命亡躯”。太祖“思以神道治之”，“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得惺吉坚藏等七僧，来结坛场，做法事七昼夜，“妖气始灭”。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日命光禄寺厚馈饮馔”（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

　　前引《明史》称，成祖对藏传佛教“兼崇其教”，在藏区封授了大批藏僧。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封授政治色彩浓厚。而成祖召请藏僧来京、讨问法要、接受灌顶及任用藏僧举行法事等“崇其教”的真正表现，汉文史籍中记载很少，兹据藏文史料补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明太宗实录》作“哈立麻”）“道行卓异”，成祖为燕王时已知其名，即位后派人往征，希望他“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噶玛巴应召到南京后，“日日为皇帝次第说法”，“又译经呈上”，并被“延请进宫，建立坛城，为皇帝授无量灌顶”（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001—1011页。转引自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他还受命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明太祖、马皇后，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刚去世的徐皇后（注：《明太宗实录》卷六四，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成祖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明太宗实录》作“昆泽思巴”）“有道术”，成祖也派人往征。永乐十一年二月，贡噶扎西应召到达南京，为成祖“讲授诸多佛法”，“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奥之法，使其如愿以偿”（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8页。）。五月，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其后，贡噶扎西又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诫、随许等诸多佛法”（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9页。）。成祖仰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先后两次召请。但宗喀巴因格鲁派初创，且身体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释迦也失代替入朝。永乐十三年四月，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据说，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注：参阅杨贵明、马吉祥《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为成祖所崇信。释迦也失归藏后，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请，但没等他到达明朝新都北京，成祖已逝于亲征漠北途中。藏僧班丹扎释“早传秘密”，“芳誉四驰，达于朝野”，成祖征至，“馆留京寺，对扬称旨”（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9页。）。

　　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注：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番经”，就是藏传佛教经典，所谓“番经来自乌斯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注：张居正：《番经厂记》，见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九《皇城·番经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番经厂作为宫中的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会（称“做好事”），届时“悬挂幡榜”，宦官们则打扮成藏僧模样，“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番经厂最初的教师，是出生于印度而又从学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内臣千余员，学习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凡遇朝廷修设秘密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坛，或辅弘宣”（注：释道深：《敕赐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实行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0页。）。新盖宫殿，成祖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此外，成祖还派人取来奈塘版藏文藏经甘珠尔加以翻刻，计一百零八函，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经（注：参阅《中国佛教》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传佛教的记载较少，但也非无踪可寻。僧智光从学于印僧撒哈咱失里，“传天竺声明记论，遂受心印玄旨”（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6—78页。），是一位“博通显密的大师”（注：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为灌顶广善大国师（注：《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释迦也失到京后，长期居留下来，被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对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觉寺以居之，“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注：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明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藏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注：释圆瀞：《妙济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63页。）。其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他们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宣宗去世后，驱遣京中藏僧，“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关官员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达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这尚非全部。显然，宣宗在京师封授、供养如此多的藏僧，决不是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以其诵经念咒、举办法事等，以满足宣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可见，至宣宗，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正统至正德时期，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传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对京师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明英宗实录》卷五五，正统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当时，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

　　景帝封居京藏僧为法王。本来，法王作为藏僧最高名号，都封给藏传佛教领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区化导弭患。但景帝给自己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十月，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七年七月，又封沙加为大善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此外，他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有些藏僧被加上讲经、觉义等僧录司官职。这些藏僧初沿正统旧例供养，寻因官员疏谏，“止给食米柴薪，暂止酒肉供亿”（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但不久，景帝又“命光禄寺照旧日支国师、禅师、僧官、剌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国师加倍”（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景泰二年八月甲申。）。景帝皈依藏僧道坚。道坚，“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天顺初元盛德》，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这里的“西域”，实际是当时对藏区的误称，《明史》记载藏区史事均列于《西域传》。）。后除僧录司右阐教，住持隆福寺。

　　英宗复辟后，“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癸卯。）。但他仍崇奉藏传佛教，并没有将藏僧遣回，而是复加征召、封授。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八月，他“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赐诰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顺元年八月戊申。）。六年十二月，英宗“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英宗“恩泽”甚至及于已经故去的藏僧。天顺四年二月，追封僧智光为大通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二，天顺四年二月庚申。）。六年六月，追封僧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一，天顺六年六月戊寅。）。僧道坚为景帝所皈依，英宗复辟后谪戍辽东。天顺元年九月，英宗又将其“召还，复其职”（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乙丑。），崇信如故。

　　宪宗对佛教、道教“俱极崇信”（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僧道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他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一文尽列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间十一位，遗漏了札实藏卜、舍剌星吉。）：1.札巴坚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十二月有法王名号，次年四月封为大悟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四九、五三，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2.札实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号”，九年七月有衔大应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一一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3.领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为大济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4.札实藏卜，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5.札实坚剉，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6.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7.锁南坚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8.结斡领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按，明宪宗同时封札实藏卜、札实坚剉、乳奴班丹、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五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帝京景物略》称其为大兴法王（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舍剌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0.著癿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1.朵儿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注：按，宪宗同时封舍剌星吉、著癿领占、朵儿只巴三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2.端竹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为大敏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万历《临洮府志》卷二一《喘（端）竹领占》。）；13.卜剌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至于西天佛子、国师、禅师、喇嘛以及僧录司官等，往往一次封授数人至数十人。据统计，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孝宗即位初，因群臣力请，下令藏僧皆降职、驱遣，京师仅留大慈恩等寺住持者五人，随住者十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但是，孝宗也崇奉藏传佛教。一些藏僧，如锁南坚参等迁延不去，孝宗许“留居京师大能仁寺”（注：《明孝宗实录》卷二二，弘治二年正月丙寅。）。投孝宗之好，藏僧“多潜住京师，转相招引”。言官论劾，孝宗才下令，“番僧留一百八十二人，余悉遣之”（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八，弘治四年二月丁巳。）。不仅如此，孝宗也对在京藏僧复加封授。如，他先后升藏僧札巴坚参、释迦哑而塔等为西天佛子（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一五一、一八二，弘治九年正月壬午、十二年六月丙辰、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孝宗的“恩泽”也及于去世的藏僧。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十一月，藏僧乳奴班丹死，赠为法王（注：《明孝宗实录》卷六九，弘治五年十一月甲申。）。十四年十月，一西天佛子去世，追封为大智法王（注：李纶：《敕赐西域寺重修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08页。按，该僧之名，因原碑文磨泐，难以分辨，追封之事亦未见实录记载。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六收录该碑文节略，亦无僧名。需要说明的是，景帝时，曾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详见前文）。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介绍西域寺时，即以该僧为班丹扎释。而据陈楠《大智法王考》（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班丹扎释生于洪武十年。仅从年寿判断，弘治十四年去世而被追封为大智法王者似乎不可能是班丹扎释。另，弘治年间封授的两位法王，[日]佐藤长的文章均未提及。）。孝宗尤其崇信藏僧领占竹。领占竹，成化年间封为大济法王，孝宗即位初“降为国师，斥令远去”（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但弘治六年九月又下令行取，“来居大慈恩寺”（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己亥。）。由于官员们反对，孝宗改令其“自备脚力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癸卯。）。但官员们仍“论列不已”，孝宗只好“罢行取之命”（注：《明孝宗实录》卷八一，弘治六年十月辛未。）。然十五年四月，孝宗再次下令行取（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

　　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崇奉藏传佛教的。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武宗“不听”（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其后，他自封为大庆法王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一文罗列正德年间封授的法王共七位，遗漏了领占班丹，且未引用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无法标出诸法王名号。）：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八月升为法王（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亥。）。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79页。）；2.那卜坚参，五年四月升为法王；3.札巴藏播，五年四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那卜坚参、札巴藏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戊戌。）；4.乳奴领占，五年六月升为法王；5.舍剌札，五年六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乳奴领占、舍剌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悟法王；6.领占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庆法王；7.绰吉我些儿，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德法王（注：亦见于《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8.星吉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善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武宗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先是，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详见后文）。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按，《明武宗实录》及《明史》记载该藏僧为“西域胡僧”，“土人谓之活佛”，未言其名。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该僧即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大宝法王弥觉多吉。）。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注：参阅[日]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第二，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

　　宫中番经厂等地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正统至天顺年间，番经厂法事掌坛和教习者是智光的徒弟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正统年间，“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禅牒室哩受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诸戒”（注：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99页。）。三曼答室哩于正统初年“督启各色坛场，念诵真乘”。天顺二年，三曼答室哩又受命“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42页。）。宪宗即位初，就召请藏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其后，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孝宗时，宫中藏传佛教法事一直没有停息，“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新盖清宁宫成，孝宗“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去世，武宗令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滥设斋醮”（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番经厂破损，武宗“给修盖经厂工价银四千两，与司礼监自行修造”（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酉。）。

　　在京中各寺，诸帝也令藏僧频繁举办法事。前述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掌坛”、“督启”的各色坛场，可能有很大部分是在宫外各寺举办的。景泰年间，“在京各寺、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复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间，修斋几度，旬日之内，设醮数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景帝“逐日修斋设醮，轻用钱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乙巳。）。孝宗时，“启建禳荣斋醮，动经旬月，所费不赀”（注：《明孝宗实录》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癸酉。）。

　　宪宗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中。

　　第三，为藏僧建寺造塔，违制给赐印章、土地、佃户等。

　　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但诸帝仍不断地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成化前期，“京师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即大隆善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成化二十一年建兴教寺，“以居大兴法王结斡领占”（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遇崇信的藏僧死亡，宪宗多为造塔。如，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死，宪宗“命工部建塔葬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例葬之”。为了造塔，宪宗“命拨官军四千供役”（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孝宗时，当崇信的藏僧死，常赐葬费。如，西天佛子著癿领占死，赐葬（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灌顶国师班丹远丹死，“命如著癿领占赐葬例，减半给予工价”（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武宗为藏僧修建寺院，如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许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十一月戊戌。）；次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乳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己酉。）。造塔、营葬如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且令遂著为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五，正德十年五月辛亥。）。

　　在京藏僧无地土可辖、政务可理，按制无印章。但诸帝往往违制给赐。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等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一五五，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但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拟”，然“有旨与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其后，“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此外，宪宗、武宗还曾违制给藏僧赏赐地土、佃户等。成化四年正月，藏僧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宪宗“诏许之，不为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只是后来由于官员们的反对，以及札实巴所乞土地“皆民间地”，宪宗才下令“追回”（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命为“大庆法王”。藏僧乘机邀利，“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礼部尚书傅圭执奏，“诏勿问，田亦竟止”（注：《明史》卷一八四《傅圭传》。）。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正德八年四月，武宗命宛平、大兴二县再拨佃户二十户（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癸亥。）。

　　第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由于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相随来京，为行童居于各寺。而一些内地汉人，或因信奉藏传佛教，或因羡慕藏僧荣宠，或见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纷纷投入京中各寺，“从学番教”（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余子俊《灾异陈言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初度僧，皆针对汉传佛教行童。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四月度僧，规定“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可见，当时内地度僧考试中已有了藏僧行童（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成化初年，京师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内地汉人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二年（公元1466年）度僧，其中开度藏僧行童达到三千四百名（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剌麻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师藏僧过多，“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当礼部准备“清理番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时，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陈请”。于是宪宗改令，“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九，成化四年十月庚戌。）。宪宗的姑息纵容，使更多的内地汉人投入藏僧队伍。二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又提出，京师藏僧千余，“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但宪宗仍拒绝清理，只是下令“今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由于宪宗一再姑息纵容，礼部也对此习以为常。此年十二月，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宪宗却命“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

　　武宗“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八年十一月，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

　　第五，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史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为了与藏僧一起诵经演法，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武宗迷恋的实际也是“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而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页。）。可见，武宗活脱脱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的打扮和做派！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神话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活佛）也。’”（注：转引自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嘉靖至崇祯时期

　　明朝后期，诸帝仍多崇奉藏传佛教，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

　　 鉴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驱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宫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评后，世宗“将内（汉、番、道）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注：《明世宗实录》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总的来说是禁绝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诸帝又多崇奉藏传佛教。不过，或许是吸取前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教训，或许是国事日非、财政日绌，他们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经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番、汉二经厂“年久颓圮”，穆宗“命重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节日，各帝令于番经厂、隆德殿或英华殿“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跳三四个时辰方毕”（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崇祯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毁宫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复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祯宫词》咏曰：“鸣螺叠鼓觉凄凌，今岁盂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其注曰：“番经厂内官习西方梵呗，中元节例作法事，放河灯于玉河桥”，“是年（指崇祯十三年），法筵倍盛于旧”（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综上所述，明代皇帝除个别人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尤其是明代中期诸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会，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崇奉藏传佛教尤甚。时人所谓“皇明启运，列圣相承，尊奖像教，尤重密乘”（《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

二

　　明代皇帝为何多崇奉藏传佛教？我们结合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持特点，试作如下分析。

　　第一，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是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重要原因。藏传佛教形成于10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的后弘期，有许多教派。尽管他们在传承与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别，但“信仰的教义内容则是一致的，都属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大乘空宗（显宗）的教义，大体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创教学说，如四圣谛说、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无我说等，与汉传佛教基本一致。藏传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其教义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赅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本无差别。众生根据宗教导师（喇嘛）的秘密传授，通过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种种仪式，严格依法修行，身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意观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与众生三密相应，融和无间，此身即可成佛。与显宗（除禅宗以外）的须经三大阿僧祗劫、修六度万行始得证佛果相比，密宗的仅修三密妙行即可现生成佛更为简易快速（注：参阅《佛光大辞典》（新版、电子版），“密宗”、“三密加持”条。）。这也是藏传佛教吸引民众信仰、崇奉的重要原因。明代皇帝多皈依、崇信藏僧，接受灌顶，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无不反映他们对藏传佛教教义的接受，对即身成佛观念的信持。

　　第二，藏传佛教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记载缺乏，明代居京藏僧所属的宗派大多不很清楚。不过，藏传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过“侈设仪式，讲究修法，演习咒术等”（注：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广作法事，据说可以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而一些藏僧“熟悉魔术，擅长咒语和诳话”（注：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133页。），作法多著“灵验”。明太祖请来惺吉坚藏等结坛作法，“广施济度”，据说有“天雨宝花”、黑气聚散开合等异象，“似此者七昼夜，妖气始灭，不复作矣”（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明代在宫中举行的“跳步叱”（藏语称为跳“恰穆”，蒙语称为跳“布扎”），就是藏传佛教的跳神仪式，藏地一般在年终举行，“表示除去旧岁的鬼崇和不祥，迎接新年，平安如意”（注：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明代皇帝之所以多崇奉藏传佛教，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据说能够沟通神佛世界与人间，驱邪避凶。

　　另外，藏传佛教中掺杂有大量的医占历算知识，藏僧往往精通医占历算，可能也是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为成祖所崇信，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宫廷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之风也对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产生一定影响。如前所述，明代从成祖开始，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作为准藏传佛教寺院，宦官接受专门培训者成百上千，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也是供奉藏传佛教佛像、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的场所（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再如大善佛殿，“内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佛牙等物”，世宗评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可知它们也是藏传佛教佛像法物。甚至乾清宫梁栱之间也“遍雕佛像，以累百计”（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第81页。）。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太子、皇子，耳闻目睹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佛像及频繁举行的藏传佛教法事，不时接触入宫藏僧，并与为数众多的受过藏传佛教法事训练的宦官朝夕相处，不能不受影响。一旦他们继位为帝，便会像其父、祖一样，迅速走上崇奉藏传佛教的老路。

　　第四，藏传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宝，是明朝皇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宣扬喇嘛是救度众生的宗教导师，众生不依喇嘛的引导，不会知有佛教；不从喇嘛的教诲传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宝。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宝的全部”，“积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传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对喇嘛僧团也绝对皈依崇拜，“须竭尽一切的财物来供奉喇嘛”（注：释圣严：《西藏佛教史》，第125—129页。）。明朝皇帝不能不受此影响，因此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为其建寺造塔等也就毫不足奇。

三

　　明朝统治集团中，崇奉藏传佛教者主要限于皇帝个人，而不像元朝那样包括皇帝、后妃乃至廷臣等整个蒙古贵族统治阶级上层；明朝皇帝不再封授帝师，在京法王等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藏僧在内地没有干预政治的权力；宫中、京中虽然不断举行法事，但规模、次数都大大逊于元朝；明帝虽为藏僧修建寺院等，但数量及耗费钱财也与元朝无法相比；明朝统治者基本上不再对内地藏僧、寺院大量赏赐土地、佃户等，这与元代也大相径庭。但是，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仍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不小的影响。

　　首先看其消极影响。

　　第一，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多昏庸怠政，宦官间或专权，大臣不断争斗攻讦，明朝政治日益黑暗腐朽。而各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在京师大量封授藏僧，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又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

　　大量封授藏传佛教僧人，严重破坏了官员的选拔和升用制度，造就了庞大的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官员队伍。我们知道，明代选官，主要有科举、荐举、学校等几个途径。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与上述几途无涉，这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在京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其中灌顶国师为二品，大国师为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注：《明宣宗实录》卷一四、一五，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法王、西天佛子的官品则更高。封建官吏的职责是辅君治民，协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与乌斯藏本土关系不大”，“不具政治内容”（注：伊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无补于国计民生。成化年间，即有官员说，“当今号佛子、法王、真人者，无片善寸长可采”（注：《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巳。），“在京番僧既无化导番人之功”，“实滥恩典”（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藏僧的升授，按制由吏部题奏、皇帝批准。但明代中期，皇帝往往直接派宦官传奉圣旨，封授藏僧等。吏部官员得旨后，“则次日依例于御前补奏”。到成化年间，“僧、道官传奉寖盛”，吏部尚书尹旻等“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最后连传旨宦官也嫌烦，“谕令勿复补奏，至废易旧制而不恤云”（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大量封授藏僧，“幸门大开”，“滥误名器”（注：《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朝皇帝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而对上朝听政、出席经筵日讲等却多持消极态度。如，宪宗“颇留意佛事”，经常召藏僧入内。他迷恋“秘密教”，即房中术，荒淫废政，“十五六年未尝与群臣相见”，“上下否隔，朝政日非”（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孝宗日从事于“烧炼斋醮”，“视朝渐晏”，章奏“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注：《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武宗以藏僧自居，时与藏僧混处狎昵，“异言日沃，忠言日远”，“用舍之颠倒，举措之乖方，政务之废弛，岂不宜哉”（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朝政更加黑暗腐朽。

　　一些藏僧利用皇帝的崇信，横行恣肆于内地。如，成祖时，有西宁藏僧张答里麻，为僧录司左觉义，“恩宠日厚”，“遂骄蹇放恣”，甚至“招纳逋逃为僧，交通西番，侵夺各寺院山园田地”（注：《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十七年三月辛酉。）。正统年间，崇国寺杨禅师“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宪宗时，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武宗时，藏僧领占绰节儿、绰供札失回藏，“辎重相属于道，所过烦费，行道避之，无贵贱，皆称两人国师云”（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武宗遣藏僧领占、札巴等往西藏封阐化王，他们“科索无厌，州县驿递俱被陵轹。至吕梁，群殴管洪主事李瑜濒死。其纵恣如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

　　第二，明代皇帝大量征召、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加剧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

　　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为他们提供丰厚的酒肉饭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宣德年间，京中藏僧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景帝时，对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成化年间，藏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后因官员们要求驱遣藏僧，宪宗下令“供给俱省其半”（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不仅如此，在京藏僧还有相应的人夫供役使。如，正统年间，京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会同馆夫二百一十三人，以至外国及边境少数民族使至，会同馆“乏人供应，不得已而雇觅市人代之”（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成化年间，京中供养藏僧达一千二百余人，“光禄寺日供应下程并月米，及随从馆夫、军校动以千计”（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以至“廪饩、膳夫供应不足”（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而武宗为迎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耗费物力、人力更是不可胜计。据实录记载：“（刘允等）以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巨万计，内府黄金为之一匮……又所经略，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导引相续。已，至临清，运船为之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觏舻，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旁取近城数十驿供之。又给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两月，入其地……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

　　明朝皇帝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也花费大量财力。景泰时，频繁举行佛教法事，“耗费钱粮，不可胜计”（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宪宗时，“内府造作及修斋醮、写经咒，并不时赏赉，费耗甚多”（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五○，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仅以果品来说，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十二月，有官员反映，“岁时及斋醮等事，所用果品曩皆散撮，近乃黏砌，皆用尺盘，往用八斤，近增至十三斤。试以二十桌计之，尺盘合用一千余斤，桌数、斤数日见加增”（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孝宗时，“光禄寺日用食桌数百，南京成造器皿十余万，取香数十万斤，皆为斋醮而设”（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三，弘治十三年六月戊申。），法事规模愈大，耗费也愈惊人。

　　为藏僧建寺造塔也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如成化年间，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所司祭祀之品，乃逾于王者，造塔之费，将几于山陵。而亲王之薨，大臣之卒，顾不及焉”（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戌。）。正德年间，建造豹房及大慈恩寺僧舍等，“工役并作，商货屡贷，公帑告竭”（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戊午。）。明中期，国家财政收入大减，支出剧增，“倭寇交讧，仍岁河決，国用耗殚”（注：《明史》卷七八《赋役》。）。其时，边军缺饷，赈济乏粮，国库匮乏，封建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卖官鬻爵、出售度牒（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武宗甚至冒着官逼民反的危险，“加天下赋一百万”（注：《明史》卷一六《武宗纪》。），千方百计地筹集和搜刮钱粮。但即使如此，各朝皇帝仍然大量供养藏僧，频繁举行法会，建寺造塔，耗费了大量物力、财力，无疑加剧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不过，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客观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第一，明朝不时利用在京藏僧协助办理藏区事务，并派往蒙古传教，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尽管明代皇帝在京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等行为在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客观地说，它们对明朝治藏靖边也有一定的补益。明代皇帝在藏区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扶持藏传佛教，与他们在宗教上崇奉藏传佛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明初封授的几位在京著名藏僧，均为明朝治藏立下很大功绩。如，僧智光在洪武、永乐年间几次奉命出使西藏、四川及尼泊尔等地，联络当地僧俗首领，并迎请大宝法王噶玛巴，使他们相随来朝（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大宝法王噶玛巴、大乘法王贡嘎扎西以及西天佛子释迦也失，后来都回到藏区，化导弭患，“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班丹扎释多次奉命往藏区联络，并曾化解了朝廷与前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之间的误会，安定了当地人心和秩序（注：陈楠：《大智法王考》，《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明代中期，诸帝也常以在京藏僧为使，到藏区传达政令，处理一些藏区事务。如，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十二月，大能仁寺都纲舍剌藏卜、静修弘善大国师锁南坚参等“奉命往临洮等处回，各献马、驮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武宗“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充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往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昝，以其徒喇嘛十人与俱”（注：《明武宗实录》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乙亥。）。至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月，因往封阐化王的藏僧远丹班麻等在中途“肆为骚扰”，世宗下令以后不再委派藏僧，“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六，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癸丑。）。

　　明代后期，一些京中藏僧受朝廷派遣，前往蒙古传教。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正月，蒙古顺义王俺答“请给金字番经及遣剌麻番僧传习经咒”（注：《明穆宗实录》卷六五，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得到明穆宗的同意。其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几次因应俺答等人请求，颁赐“番经”，派京中藏僧札巴、班麻等数往传教（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九、三○、三五、一一一、一一六、二五六，万历元年三月己亥、元年十一月癸未、二年十月甲子、三年二月乙未、九年四月庚申、九年九月庚寅、二十一年正月戊辰。）。“俺答封贡”使蒙古贵族从对朝廷的贡市中得到好处，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俺答等“奉佛诵经，忏悔戒杀”（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万历二年十月甲子。），基本停止了对明朝北边的袭扰，“因之边陲晏然”（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

　　总之，明朝在京藏僧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与前述政治上的消极影响相比，这一积极作用颇为有限。因为无论是藏区的“终明世，奉贡不绝”，“无番寇之患”，还是明代后期蒙古的“边陲晏然”，都主要不是在京藏僧的活动的结果。

　　第二，明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以及藏地文化的发展，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其一，大量藏僧聚居北京，授徒传戒，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使藏僧人数不断增加。明初僧智光“所度弟子，中外无虑数千人”（注：李贤：《大通法王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31页。）。净戒禅师班丹托思巴“于正统年间，本寺国师、禅师、僧官、都纲、剌麻、僧众、中贵官、大臣、宰辅□□，授戒千余员”（注：释道深：《五台净戒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23页。）。成化时封圆修慈济国师三曼答室哩，“所度徒者百有余，皆能解悟”（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第142页。）。成百上千的藏僧聚居京城，统治者动辄开度数千名藏僧行童，无疑是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存留和传播的最有力证据。

　　其二，藏僧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明朝皇帝在宫中及京中各寺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的情况，前文已多有反映。嘉靖以后，民间也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万历时人记载：“京城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棰之且死”（注：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显然是藏传佛教密宗法会（注：参阅丁汉儒、温华等《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第88页。）。

　　其三，京中出现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前述禁中番经厂、豹房中的护国禅寺，以及京城中的藏僧聚居的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宝庆寺等，皆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中，雕塑的是藏传佛教佛像。如，大隆善寺，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往游，“观曼殊诸大士变像，蓝面猪手，肥而矬，遍身带人头，有十六足骈生者，所执皆兵刃，形状可骇，僧言乌思藏所供多此像”（注：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崇国寺游记》，崇祯刻本。）。嘉靖年间，京中藏传佛教寺院多数遭到拆毁或圮废（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嘉靖以后，统治者不再禁佛，京师又有藏传佛教寺院兴建。如，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在阜城门外二里沟建西域双林寺，“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变相也。相皆裸而跣，有冠，有裳，有金璎珞，吼、象、狮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夫也，五佛冠。上二，交而杵铃。下二，趺而坐。左右各蓝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顶累二首，乃髻。首三项腰，各周以骷髅，而带以蛇……”（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

　　其四，在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的影响下，不少京城人也信奉藏传佛教。有些民众向藏僧礼拜。如，天顺年间，有藏僧“短发衣虎皮，自称西天活佛弟子，京城男女礼拜者盈衢”（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九，天顺三年正月辛卯。）。有的以土地布施于藏传佛寺。如，宣德年间，宛平县民“以果园地施崇国寺，请蠲其税”（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宣德六年九月辛未。）。当藏僧去世时，他们还送葬哀悼。如，宣德年间，妙济禅师绰巴扎释死后，“奉襄之日，道俗相送者奚啻百千万人，莫不嗟悼尽伤，而复称叹希有”（注：释圆瀞：《妙济塔铭》，第63页。）。适应民众信奉藏传佛教的需要，藏传佛教的法器也在京中畅销，甚至有人造假以牟利。如，成化年间，有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骷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剌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京师“愚民竞趋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

　　北京之外，藏传佛教也在南京、五台山等地流传。如，洪武、永乐年间，一直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在当时的都城南京以及五台山等地传教。释迦也失在南京等地“传布黄教，宏扬道法，设斋供众”（注：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4页。）。他又赴五台山作法事，“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注：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释迦也失被誉为在汉地首建格鲁派（黄教）本宗之人，“五台山等处之黄教派，皆以（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鼻祖”（注：释法尊：《宗喀巴大师传》，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嘉靖初年，世宗开始禁绝佛教，但藏传佛教并未在内地绝迹。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七月，有官员提出，“诸郡邑名山古刹如有佛子、法师假以讲经，聚众至百人者，一体禁止”（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三，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壬戌。）。可见，还有藏僧在各地传教。

　　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对藏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成百上千的各教派藏僧走出闭塞的藏区，来到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居于京师，服务于历朝皇帝。他们不仅自己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许多人在回藏后也必然把汉地先进的文化介绍给藏区，加强了汉藏同胞的了解和文化交流。如，永乐年间，释迦也失从京师回藏后，以朝廷赏赐物资等建成色拉寺，并将从汉地带回的十六尊者像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等供奉其中，其所携甘珠尔为西藏现存最早的藏文刻版佛经及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注：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这些，无疑对藏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