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9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慈济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33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按论文涉及的主题分为七个单元讨论。

　　第一单元“藏彝走廊族群格局及其研究”专题。其中，李绍明的《论藏彝走廊族群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依据历史线索指出，藏彝走廊族群分布格局基本形成于秦汉时期，其中以藏缅语族先民为主的“氐羌”诸部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今日走廊中说藏缅语族的各族居民。此后，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近现代，其他各个不同族群也逐渐进入到走廊的不同地带，比如“僚”人、吐蕃、蒙古人、苗、傣、壮、布依、汉等，这些不同族群相互交融共存，逐渐形成了今天藏彝走廊的族群格局状况。孙宏开的《藏彝走廊与藏缅语族语言》根据近20年语言资料，按其自身的标准大体勾画了藏缅语族语言的共时关系图谱，提出了若干关于语言关系、族群关系以及在汉藏语系大背景下的研究思路。石硕论述了对于藏彝走廊地区族群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首先，地理、文化、族群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我们认识藏彝走廊的一个基础；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藏彝走廊中藏缅语族的共同起源和历史演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第三，要从整体和多学科综合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藏彝走廊地区。郝时远教授作为这一单元的评议人，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藏彝走廊地区研究的看法。他认为在藏彝走廊地区，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化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包括宗教和语言上和认同问题上的影响。并提出在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中，应当重视历史资源和前人的研究，既有历史观也有学术观。

　　第二单元“藏彝走廊的历史记忆研究”。其中，彭文斌的《诸葛亮与汉藏边缘的族群空间建构》结合文献与口述资料，以攀枝花、凉山和康定的实地考察为例，探讨诸葛亮“南征”的故事对三地的族群性及其空间知识的影响，试图深化对藏彝走廊多元文化历史现象的认识。木仕华的《谁是MOSO？——论古摩挲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以藏彝走廊区域分布有众多共同自称标记为“纳”的族群为对象（作者统称“纳系族群”），从历史沿流、历史记忆、族群内部精英操控、族群认同变迁、政治角力、民族政策、行政区划、语言比较、经济利益等诸多视角分析“纳系族群”的族群认同及民族识别问题，试图廓清谁是摩挲（MOSO）这一问题。卢梅的《番民、臣民与公民：晚清康区改流中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以1904至1911年间，清政府在康区的改土归流为研讨主题，从改流时期的学堂章程和教材着手，分析清政府官员对这一时期民族、国家关系的认知与应对。先巴的《青藏高原河曲民族走廊初探》指出，由于深受青藏高原地理的影响，历史氐羌系民族的发展基本上选择了东向发展。这些民族的迁徙大致以青藏高原东缘的青甘川交汇地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民族迁徙“井”字大走廊和“白龙江－－汉水走廊”。而这两大走廊的结合点在今青甘川交汇处的河曲高原。

　　第三单元“藏彝走廊族群研究及其方法论”专题。其中，何翠萍的《“家”的人类学研究在藏彝走廊之可能性与重要性》从人类学对于“家屋社会”的理论探讨，以及既有在藏彝走廊之部分研究材料，建议“家”的人类学研究在藏彝走廊之可能性。翁乃群的《伯－纳日的共生依存互构关系：历史与现实》根据田野研究、前辈学者的田野志及论文，讨论纳人族系（汉古文献的摩梭）与自称普米族系（汉古文献西番的主要族群）的高度共生、依存、互构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藏彝走廊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君的论文是《关于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的人类学考察》，意图解答在这个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如何，而且在国家的政策之下文化的变迁和人的改变。

　　第四单元“生态地理环境、医药健康与物质文化”专题。蔡博文的《藏彝走廊少数民族族群分布与环境关系研究——PPGIS方法学初探》以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为平台，探讨多元族群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横断山脉与六江流域所形塑的复杂险恶地形特征与族群的环境调适行为。胡正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之在地生态记忆与其生物多样性经营作为一种族群沟通之符码化再现系统》以丽江纳西族地区生态为例，关注“生态地景”与“差异人群”的复杂互动关系。

　　第五单元“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变迁”专题。其中，杨福泉的《“藏彝走廊”云南西北部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研究》在云南西北部大量的调查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和传承好各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首先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发育发展“文化生境”。从实践看，民间文化的保护需要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余舜德的《体验现代家居生活（Experiencing domestic modernity）》运用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云南藏民如何经验近年居家的现代化来说明日常生活的身体感──洁净、舒适、方便、省力等──如何组成藏民体验现代性的感知网络，并形成他们经营物质生活的方式。

　　第六单元“宗教信仰、仪式及其变迁”专题。其中，李静生的《硬收拾与软控制：纳西族东巴教中的“暑”（精灵）观念研究》指出，纳西族东巴教的“祭暑”仪式就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李英的《纳西族的桑尼、毕、扒》通过对纳西族当前从事民间占卜的人员——“桑尼”（纳西语音译）的调查以及对于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中记载的占卜者——“扒”和祭师——“毕”的职能分析，以及东巴教经书的文本分析，以比较人类学的方法与藏彝走廊的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现象作比较，阐明了桑尼、毕、扒的产生发展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谢继胜的《甘肃宕昌本本信仰与藏族本教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宕昌藏族民间信仰的民居神龛、神像、庙祠、祭台、神树、仪式以及藏文“本本”仪轨手抄本实地考察记述，根据神怪由来、名称与职能，祭祀方式，巫师藏文仪轨抄本等诸多材料，比较分析了当地信仰与不同的藏族地区本教和民间信仰的差异，据此提出信仰人群的族属建议。廖旸、艾菊红的《甘肃宕昌藏民的信仰》通过对甘肃陇南宕昌的几个主要藏族村落的田野调查，论述了当地的多重信仰体系：苯苯信仰、龙王神信仰和藏传佛教构成了当地藏民精神信仰的主要内容，除此而外，“剌嘛”（音）/“黄教”和汉人阴阳（端公）也在不同程度上渗透进他们周围。这些信仰没有深厚、奥秘、宏大的理论根基和修行实践，而是以各种仪式的形式体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民间和民族特色。

　　第七单元“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互动”专题，李星星的《甘洛尔苏藏人考察纪略》讨论了甘洛一带尔苏藏族的分布、来源及其文化的基本情况。刘夏蓓的《论卡里岗人的族群认同及认同维度》认为，位于青海省化隆地区南部德恒隆、沙连堡、阿什努三个乡的卡力岗地区的操藏语卡力岗人是一支特殊的回族群体，即由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部落皈依伊斯兰教后逐渐演变而来的。其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是民族走廊族群互动即地域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的结果。艾菊红、廖旸的《族群认同与构建的动态过程：陇南宕昌藏族的实例》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宕昌藏族的族群构建与文化变迁等问题。袁晓文的《“藏彝走廊”中的尔苏藏族研究综述》从尔苏藏族的基本概况、研究现状与学术价值以及尔苏藏族研究的资料、文献、民族文物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等三个方面对尔苏藏族目前研究的现状作了综合叙述。侯红蕊的《族群认同的多维度思考——以“shuhen”的“藏族化”历程为例》以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在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洛乡进行的三次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民族语言（自称与他称）、家庭组织、宗教信仰、社会记忆等几个角度来探讨“shuhen”的族群认同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藏族化”过程。李晨升的《厂马：一个贵琼人村落的族群认同和社会变迁》论述了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境大渡河流域，“贵琼人”居住的一个村落——厂马村的族群认同和社会文化变迁情况。作者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藏族宗教力量提供了支持性的资源和影响力。这种以宗教同化先行进而达到文化涵化的模式，是否能够作为解释康区和安多地区“藏族化”（Tibetanization）进程的一个理论视角，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展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彝走廊课题组拍摄的影视人类学片子《冬祭》和《宕昌春节》。
本次会议是继2003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举行“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和2005年9月在四川大学举行的“藏彝走廊”学术研讨会的延续。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在发言中简要回顾了藏彝走廊研究的沿革和发展现状、国内外前辈学者对于藏彝走廊研究的贡献、国外学者藏彝走廊研究的进展，并对藏彝走廊研究现状与方法论，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讨和展望。本次研讨会，其宗旨即在推动和深化这一特殊的多民族文化过程和关系区域的研究，以及对该区域现代化发展、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