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文崇一教授于一九七二年，曾以为台湾的史学多半停滞在描述的阶段，而民族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的研究相较，可能还落后一大段路（1）。一九八四年四月间，日本著名藏学家山口瑞凤教授来台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国内边疆学界接触以后，曾直言以为台湾的中国边疆研究水平，除少数人外，仍比不上清末的水平（2）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满族学者那思陆教授更讥评台湾的边疆研究乃“闭门造车”（3） 。适巧，在同时期大陆知名藏学家王尧教授亦撰文批评，台湾藏学界自我封闭，真正是“闭门造车”（4） 。综上述人士所云，台湾的有关中国边疆研究，在一九八九年以前，似乎没有获得很好的评价。 

　　藏学乃台湾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一环，藏族史更是藏学很重要的一个学门，是判断一地藏学水平高下的一个重要指标。原因在于治藏族史者，必须具备丰富的西藏人文社会背景与地理常识，以及熟稔西藏语文等条件，否则不易有良好的研究成果。而且当今国际学界仍以藏族史为藏学的研究主流（5）。职是，笔者拟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情况，做一回顾与检讨。检视藏族史研究在台湾为人所诟病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大环境下，究竟如何渊源？如何发展？有那些研究成果？从事藏族史研究的学者，又是采取什么方法？并以之与大陆的藏学界做比较。希冀由上述途径，了解台湾在过去五十年来，藏族史研究的总体状况，以供未来走向与努力的参考。 

　　二、渊源与发展

　　近世西藏之变局，以及西方研究中国边疆史地之帝国主义心态，刺激了有识之士，促使彼等开始注意近代西藏的政教制度、历史地位、涉外关系及边界问题等，图供中央政府研拟治藏政策之参考（6）。在致力边政研究之同时，亦尝试由治边疆历史的角度来了解西藏历史上的过去种种，并从事基本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著者如吴燕绍、李铁铮、任乃强、丁实存等人，在抗战时期的《边政公论》与《边事研究》等刊物发表研究成果。彼等系以边政角度从事藏族史研究，试图引起国人对西藏之重视。 

　　在早期， 以专研藏族史而闻名学界者，则推吴燕绍氏为先驱。吴氏早年于前清内阁在理藩部主事，曾择要抄录边事旧档，并为殖边学堂教授边疆史地课程。民国后，则在蒙藏院任职，专力于辑录清代边疆史料，穷毕生之力编成一部数百万字的《清代蒙藏回部典汇》。其间曾为清史馆主事《清史稿－西藏篇》的编写工作，其后又至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西藏史课程，编成《西藏史大纲》讲义，起自唐初，迄于乾隆中叶，近年曾由吴丰培整理出版（7）。 

　　抗战时期前后，在藏族古代史通论方面，能有研究并有专著发表者，洪涤尘氏与法尊法师二位较具代表性。洪涤尘氏所编著之《西藏史地大纲》（8），将西藏地理概况与藏族史合编于一书之中，藏族史部分均本于汉文史料，对于唐代、清代与民国时期记述较详，宋元明时期则失之简略。洪氏撰著本书之主要目的，在于唤醒国人对西藏边区的注意。法尊法师著有《西藏民族政教史》（9） 一书，由于法师曾入藏求法，精通藏文，在著作时参考了当时国人少见的藏文教法史料如布敦佛教史、西藏王统记、青史、土观西藏佛教各宗派源流、滚却伦主与桑杰彭磋之西藏佛教史等著述，全书重点在于藏传佛教之沿革与教义之叙述，可供研究藏传佛教者之入门参考。此外，任乃强氏的《康藏史地大纲》、丁实存氏的《清代驻藏大臣考》二书，在当时亦颇受好评。 

　　至于在当时的史学界，对藏族古代史之研究则较少触及。由于藏族在历史上未曾入主中原，因此藏族史未列于正史。在史学界也一直把藏族史列于边疆史的范畴。又由于治藏族史有其条件，有一定的困难度，影响所及，以藏族史为专业的学者，有如凤毛麟角，兼治藏族史的学者，亦寥寥可数，二者之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亦未产生启发后学研究兴趣的作用（10）。就以被王尧教授推崇为“我国藏学先驱”的陈寅恪先生为例（11），其有关藏族史的作品，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收录的《外族兴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1943)、《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1931)等文。诚如王尧教授所云，陈寅恪先生在藏学研究上，所发挥的影响有：一、重视语文，力主语文之比较作用，成为我国藏学的传统。二、精研佛学，强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三、强调实证如以唐碑及敦煌遗书取证吐蕃历史，开风气之先，成为今天治藏学者必经之途（12）。但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主要研究受人重视者厥为唐史与元史方面，是以在当时并未开启研究藏学风气，但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仍影响了后进学者如李方桂氏等对藏族史之研究兴趣。至于其它史学界大家，如吕思勉、韩儒林等诸位先生，虽亦有相关的作品问世，但皆难窥得藏族史的堂奥（13）。

　　由此观之，当大陆的史学研究播迁于台湾，台湾的藏族史研究则显未受惠于上述史学界诸先进，与大陆时期的史学界渊源不深，不若满蒙历史研究，能有史学家如孟森、姚从吾、札奇斯钦、李毓澍等诸位先生领导提倡。唯独值得一提，台湾藏族史的研究与史学界有所牵联者，殆为已故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符桐。李符桐氏于一九五七年至政治大学边政系教授《边疆历史》一课，并于一九六二年出版《边疆历史》一书（14）。该书对藏族史从西汉的氐羌民族到英俄帝国主义之侵略西藏与西姆拉会议为止，做了一通论性质的整理与介绍。李符桐首开以史学家身份，对藏族史做通论性质的整理，为尔后台湾藏族史研究以通论方式处理者，作了开创性的示范作用。数年后，刘义棠氏撰著《中国边疆民族史》(1969)一书（15），对藏族史做更为详备的整理。 

　　事实上，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早先与大陆时期的边政学界及人类学界渊源较深。吾人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曾撰写有关藏族史论著者，泰半为边政学者与人类学者，如周昆田、高长柱、凌纯声、芮逸夫、欧阳无畏等诸位先生，即可看出端倪。其中以芮逸夫氏及欧阳无畏氏影响最大。

　　芮逸夫氏在藏族史方面，虽仅有《唐代南诏与吐蕃》一文（16），但芮氏长期在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以下简称民华所）授课，对民华所的藏族史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芮氏曾指导王吉林氏撰写博士论文《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17） ，该文由于涉及与藏族的关系，因此王吉林氏获得芮逸夫氏在此方面的不少指导，而王吉林氏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于文大史学系所、民华所及政大边政所，任教有关藏族史课程，影响匪浅。

　　然而能有系统的教学、指导后进研究者，则属欧阳无畏氏，应可堪称为台湾藏学之父。早岁毕业于东北冯庸大学，后入藏在拉萨哲蚌寺果芒札仓出家，法名群佩吉美（Chos vphel vjigs med）。欧阳氏在藏潜修十八年，学毕五部大论，候补拉然巴格西。来台后，一直从事藏学方面的教学，除在政大边政系所讲授藏语文、西藏社会文化与藏族史课程外，于每周六在深坑寓所私人讲学，长达二十余年。曾讲授过的课目有：西藏古典文法《松居巴》及《大金局巴》本颂及《司徒讲义》、藏剧本《莲花林的故事》、《色日仙女传》、西藏格言诗《水木论》、西藏诗论及其举例、《藏文尺牍》、十四世达赖之《吾土吾民》、五世达赖之《西藏王臣史》、夏喀巴氏之《西藏政治史》、松巴堪布之《世界广说》中之西藏地理部分、达兰色拉新刊教科书《西藏佛教史》、《北京版“甘珠尔”、 “丹珠尔”目录》、因明入门－－《兑札》、《内外宗义略论宝鬘》、宗喀巴之《现观庄严论金鬘疏》及《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18）。在上述课目的教导下，欧阳无畏氏的门生受到“全方位”的指导（19），在藏语文、藏传佛教乃至于西藏的人文背景知识等方面的具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提供了从事藏族史研究所必备的条件。欧阳氏的门生，如萧金松、徐新登、邱萤辉、张骏逸、陈又新、胡进杉等先生，长期在欧阳氏严格的教导与熏陶，普遍地具备了西藏语文的能力，能够直接从藏文原典下功夫，不必再借重翻译作品。而且对西藏的社会、文化，乃至藏传佛教等，无不熟稔。这种治学条件的具备，自是与从未接触过藏学或全然仅靠汉文材料以及外文翻译作品的研究，自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与突破。所谓“以藏还藏”，台湾的藏族史研究，开始有了“西藏味”，而上述欧阳氏的门生，遂成为台湾藏族史范畴的研究中坚（20）。另王吉林氏亦曾从欧阳无畏氏游，受欧阳氏的影响。笔者则同受教于刘义棠、王吉林及萧金松等诸位先生，属第三代云。 

　　其它从事藏族史研究的有:文化大学民华所系统的吕秋文、王美霞、杨嘉铭诸位先生，以及孙子和（党史会）、庄吉发、冯明珠（故宫博物院）、耿振华（台北师范学院）等诸位先生。

　　前述李符桐、芮逸夫、欧阳无畏诸氏的弟子门人，于一九八０年代以后逐渐传承了第一代先辈的研究与教学的任务。而台湾的藏族史研究随着新血轮的投入，与时代的变迁、客观环境的转变，而有很大的变化。

　　台湾有关藏学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发展，主要是受政治层面的影响。吾人从台湾自一九四九年以后至一九八六年之间，台湾有关藏学的论著数量变化及论著内容主题的分布，就能了解笔者所言不虚。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运动之前的十年间，台湾的藏学方面论著数量有八十篇，其中有关于藏族史的论著数量仅有六篇（21）。此期间台湾的藏学研究仍承袭大陆时期《边政公论》、《边事研究》等期刊的作风，多注意西藏的涉外关系与边界问题。自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发生叛乱后，至一九六九年止的十年间，台湾藏学论著产量突增达二三五篇（22）。紧接着一九七０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十年，随着关注西藏叛乱热潮的消退，藏学论著的数量也随之遽降，又恢复一九五九年三月以前的静寂，仅有八十一篇（23）。若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边政季刊》为例，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九年的六年中，仅刊登了七篇有关西藏的论著（24），特别是一九七五及一九七六年两年之中，竟然没有刊登西藏方面的论著，当时藏学研究的低迷，于此可见。一九八０年至一九八六年，则有二０八篇的藏学论著。这段期间藏学研究之所以恢复活力，得归功于二个因素，其一为当时的蒙藏委员会董树藩委员长发动学界研究西藏，得到回响（25）。其二，李符桐、芮逸夫及欧阳无畏诸先生的弟子门生，开始提出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致。 

　　就一九八七年以前藏学论著的主题分布而论（见表一）。

　　　　　　　　　　　　　　　　　表一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六年间，台湾藏学论著主题分布表 
　 

　　上表显示有关政治类篇数比例，达所有论著总数的四成，而其它的主题均低于二成以下。此现象若配合年代的论著发表数量现象，足以说明，原来台湾在一九八六年以前，藏学乃至于藏族史的研究，主要是受到西藏反抗中共统治运动的影响，以及国人专注于中共控制下西藏现况方面、西藏独特的政教合一制、特殊的行政地位及暧昧不清的法律地位等问题，造成了政治类的论著数量，独占鳌头。而藏族史虽仅占16.36%，但仍居第二位。 

　　至一九八六年以后，随着世局的变化，十四世达赖活跃于国际间，西藏地区不断有状况发生，大陆也采取开放政策，两岸互动关系日增，大陆出版品流入台湾等。上述种种因素，使得一九八六年以后，台湾藏学研究的热度仍旧持续（26），研究情况也有显著的改变。

　　首先在名称方面，台湾原用《西藏史》，较少用《藏族史》的名称，如政大边政所自一九六九年创所至一九九０年改名为民族所期间，均以《西藏史研究》为课目名称，改名为民族所后，则改用《藏族史研究》，影响由此可见。另学者的撰著亦同，如早期李霖灿的《西藏史》（1954）等，至一九八六年以后，就少见再用《西藏史》了。此情况与台湾早先使用《边疆史》的名称，后因受到大陆影响而转变为《民族史》的情况，如出一辙（27）。其次，由于西藏原典材料不断由大陆方面取得，台湾在藏学研究的质量得以提升，而且也比较深入，例如敦煌吐蕃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吐蕃简牍等吐蕃原始史料的取得，使得台湾学界在唐代吐蕃史方面，能根据上述原始史料与汉史料作比较研究，不但修正汉史料上许多错误与阙漏，重建唐代吐蕃的史实，而且也根据吐蕃原始史料，修正了西藏后弘期问世的教法史料上许多造伪及穿凿附会的记载。第三，由于海峡两岸交流，台湾学者得以进入大陆作历史现场的考察，大陆学者也频入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或担任短期的教席，如大陆知名藏学家王尧教授、陈庆英教授等，均曾来台讲学。另外大陆学者也在台湾的杂志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等，凡此均提供了台湾藏学乃至于藏族史研究不同层面的思路，开拓了台湾藏学的眼界。另方面，由于台湾一直秉持着西藏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理念，因此与素来同情西藏的国际藏学界，有着极大的隔阂，甚少与国际藏学界有所交流与往返，此为台湾藏学界亟待突破的困境。 

　　近年来，由于台湾本土化的呼声日隆，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社会弥漫着重现实、轻理想的风气，连带地藏学、藏族史的研究，也逐渐有疲弱的现象。文化大学民华所已于一九八六年停办。政治大学民族所专攻藏学、藏族史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从一九九０年以来，每年选读藏文组的研究生，都仅一、二位，有难以为继之势。如该所毕业硕士论文中，由一九八六年以后至今，共有一０五篇，其中关涉到藏学十四篇，藏族史则仅有七篇（28），占总数不到一成，于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西藏特殊的人文宗教色彩，加上地理环境的阻隔，因此对于西藏，国人仍保有一份特殊的情愫、一方面因现代化与工业化所带来精神上的空虚，以及因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对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感等，都造成国人转向，对大多数人而言，仍属神秘不可测的藏传佛教，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信仰藏传佛教的热潮。如何让这股热潮，转向支持台湾的藏学研究，颇值台湾藏学界深思。

　　三、研究成果的评介

　　近五十年来，台湾的藏族史研究成果并不算丰硕，兹按断代分成通论、唐代时期、元明时期、清代时期以还等四个专题，摘要评介。 

　　（一）通论 

　　台湾以通论方式撰著藏族史者，有李霖灿氏之《西藏史》（1954）、周昆田氏之《中国边疆民族简史》（1961）、李符桐氏之《边疆历史》（1962）、刘义棠氏之《中国边疆民族史》(1969)，以及耿振华氏之《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1999)（29）。 

　　李霖灿氏之《西藏史》，将长达千余年的藏族史，仅用不及二万字的篇幅尽述，文字省简，但提纲挈领，叙述清楚，颇得藏族历史发展之真髓，其以二位历史人物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一649A.D)及八思巴(v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A.D)，作为藏族历史分期的标竿，在体例编排上颇具创意，与他人显著不同，且在文中提及许多观念，都是当时人所不知或忽略者，如“地理的西藏”与“种族的西藏”的分辨、藏人的历史观念，及如何才能写出够近代水平的西藏史等。只是该文为求省简，未有注释，亦不列参考书目，不合现代史学论著的体例，而且该文论点所本，应大都出自藏文的教法史料(Chos vbyung)，可惜均未言明出自何书，致读者无从索检求证，文中亦小有误失（30）。但整体而言，瑕不掩瑜，早在一九五四年就能提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对尔后台湾撰写西藏史的学者，发生了作用，大都引用了李氏的西藏史，可见其影响力。 

　　周昆田氏早年曾以吴忠信先生之秘书身份，随之入藏参加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尔后亦曾主持过蒙藏委员会，因此周氏相当熟稔西藏事务。其所编著《中国边疆民族简史》一书，其中列藏族简史一章，此为台湾首次以《藏族史》为名的著述。其以为藏族是由我国东晋以前在西部活动的民族——戎、氐、羌各族系发展而成，因此主张在研究藏族史时，应从戎、氐、羌等族开始（31），但并未述明原因。其亦认为西夏为藏族的一个支系（32）。另对民国以来的西藏，有较为深入的介绍，特别是关于致祭十三世达赖及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到抗战后期至戡乱等，殆属当代、当事人的撰著，颇具参考价值。并于文末增列藏族分布的现况等，凡此均为其特色。 

　　李符桐氏之《边疆历史》，在《两汉时之氐羌民族》一章的概论中，则为周昆田氏未述明之原因加以补充，其以为从地理上言，藏胞除前后藏外，还散布于青、甘、康、川等地，因此对上述地区的史实，亦应述及（33）。另方面又引梁启超氏的说法，作为其所主张藏族乃源自于三苗、氐羌、西戎等的论据（34）。李氏虽首以史家身份撰著藏史，但其亦深知“研究藏族历史，最为困难”（35），究竟本身无西藏人文素养，因此文中多有值得商榷之处（36）。

　　刘义棠氏之《中国边疆民族史》，在有关藏族史的部分，比前述三者，不论在体例上及内容上，要完整详瞻。特别就“民族史”，刘氏不但有藏族的溯源研究，而且增列讨论藏族的社会文化，凡此均颇能符合“民族史”研究的精神，对于初学者而言，该书应为最佳的入门启蒙读物，因为该书综合整理了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而且条理分明，注释完整清楚，读者可按图索骥，因此比前三者更宜于初学者。 

　　耿振华女士之《中国西北边疆民族史》，虽名为“民族史”，但无一丝民族史的味道。在史学方法上，亦有原则上的问题，大都使用二、三手数据为素材，似无识于如何运用原始史料（37），而且错误连篇（38）。耿女士原系从事大月氏之研究，本非擅长研究藏族史，不熟悉藏族生活时空背景，自属难免之事，不必苛责。

　　(二)唐代时期 

　　唐代吐蕃系藏族在历史上，所建立最辉煌的朝代，强盛的武功、蓬勃的经济、文化活动等，在二百余年的递嬗演进当中，对当代的唐朝与亚洲政局，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为后代西藏奠下了发展的轨迹。因此，为了解藏族历史的演进，非得由唐代吐蕃史著手不可。

　　台湾最早撰写有关唐代吐蕃史者，为李方桂氏。其早于一九五一年及一九六０年，就提出了二篇考证唐代吐蕃重要人物——钵掣逋与马重英的论文（39）。二文篇幅虽然短小，但文中使用了敦煌文献的吐蕃史料及吐蕃碑刻等重要史料，为唐书吐蕃传里的人物补阙。李氏以不同来源的史料，相互对证比较，并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藏文史料，为国人提供了相当扎实的人物研究方法的示范（40）。李氏之运用敦煌文献与吐蕃碑刻，在台湾学界殆属首位，而且介绍国人研究吐蕃史的重要素材（41）。这在当时台湾的史学界而言，不啻为“曲高和寡”，难度太高，引不起共鸣。在李氏去美后，台湾的唐代吐蕃研究，除同时期芮逸夫氏之研究外，陷于停顿。在十余年间，甚少有够水平的论著（42）；直至一九七一年以后，方有关于唐代吐蕃的论著陆续问世。

　　一九七一年、任育才氏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有关唐代吐蕃的专书——《吐蕃与唐朝关系之研究》。该书纯以史学方法分析汉文史料，对中晚唐时期，唐朝联回纥及南诏制吐蕃之外交政策分析较详（43），任氏往后有关唐代吐蕃之论著，均属有关唐蕃和亲方面（44）。

　　在唐代吐蕃研究之中，最有影响力者殆属王吉林氏。王吉林氏原系专研我国中古时期北方之民族关系，由于受芮逸夫氏与欧阳无畏氏的影响，遂将研究触角伸向唐代的边疆史，特别是南诏与吐蕃。王氏于一九八一年以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唐朝与吐蕃关系的论文:《唐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45）、《吐蕃信史时代的开始——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及其与唐的关系》（46） 、《从大非川之役到中宗时代与吐蕃的关系》（47） 、《唐玄宗时代唐与吐蕃的战争》（48）。上述论文系由唐初一直写到唐玄宗，由此可见，王氏系有计划地整理唐朝与吐蕃在政治、军事上的互动关系。吾人可期待王氏未来可整理出一部完整详瞻的唐蕃关系专书。除此之外，王氏亦触及吐蕃人物的研究——《唐与吐蕃关系中的禄东赞家族》（49），及藏族溯源研究——《藏族源流研究》（50）等。王氏的研究成果，常为学界引用，如王氏以为吐蕃之兴，实因唐太宗东于高丽、西于西域同时两面作战，犯了战略上的错误，致与吐蕃可乘之机（51）。 

　　笔者自硕士论文以《李唐、回纥、吐蕃三边关系之探讨——以肃、代、德宗时期为中心》（52）为题，继之又受王吉林氏指导，完成博士论文《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53）以来，目前专研唐代吐蕃史，历年来所发表的论著有：《藏族族源之商榷》（54）、《唐代吐蕃形势之探讨：以墀松德赞时期为中心》（55） 、《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生卒年考》（56） 、《唐代吐蕃史史料研究》（57） 、《墀松德赞名号释义》（58）、《唐代吐蕃政局的剖析》（59） 、《玛祥仲巴杰与恩兰达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统建立前的政教纷争》（60） 、《墀松德赞时期吐蕃和李唐关系之研究》（61）、《唐代吐蕃政治制度研究》（62）、《论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63）、《由地理环境论析唐代吐蕃向外发展与对外扩张》（64）、《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65）、《唐代前期唐蕃竞逐青海地区之研究》（66）、《墀松德赞父子时期吐蕃政情之分析》（67）、《唐代吐蕃的社会结构》（68）、《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玛蕾》（69）、《苦命的文成公主》（70）、《啦拔布考》（71）、《唐代吐蕃的相制》（72）、《试论藏文文献的误译对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影响》（73）、《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74）等，涉及唐代吐蕃的史料文献、人物研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对外关系及政治史等层面。在方法上，主要以藏文原典史料包括敦煌文献、吐蕃碑铭、教法史料、埋藏本古籍等，与汉史料对证比较，同时辅以藏语文之知识，以及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观点、来分析史料文献。但由于笔者学术训练不足，对史学及人类学俱属一知半解，因此不论在深度与广度方面，仍需加强。

　　至于用其它学科观点来研究唐代吐蕃、值得注意者有汪幼绒女士。汪女士之硕士论文《藏族传说所呈现的文成公主》就是以人类学之中分析神话传说之方法，解读历史人物文成公主，在藏族心目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功能（75）。尔后所发表的作品，如《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76）、《唐朝文化输入吐蕃之考察》（77）、《松赞干布时代佛教初传西藏的几个疑点》（78）等，也都是与其硕士论文属同类型之作。另外也有些是关于藏族先世的溯源研究，如戴庆龄氏的《吐蕃音义考》（79）、蒋武雄氏的《藏族探源》（80）、刘学铫氏的《藏族源流探微》（81）与《藏族源流蠡测》（82）、林崇安氏的《西藏藏王与西藏佛教之创立》（83）与《藏族、藏王与西藏佛教之源流研究》（84）。其它的相关研究，还有苏莹辉氏的《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85）与《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86）、朱宝唐氏的《七、八、九世纪间的唐朝与吐蕃》（87）、宋龙泉氏的《唐朝对吐蕃文化的影响》（88）、张骏逸氏的《蕃教与吐蕃》（89）、冯艺超氏的《唐代与吐蕃和亲之研究》（90）、郑克强氏的《唐朝、回纥、吐蕃关系的战略分析》（91）、郭玮玮氏的《西藏王权的演变：以吐蕃王朝时期为主》（92）、戴邦森氏的《公元七、八、九世纪吐蕃氏族的探讨》（93）、《吐蕃王朝衰亡原因的探讨》（94）、《唐代西平大长公主下嫁吐蕃或吐谷浑之初探》（95）及《吐蕃与唐室和战关系之历史研究》（96），以及耿振华氏的《文成公主和亲性质与唐蕃关系的再探讨——兼论唐太宗与吐蕃和亲的政治背景》（97）等。 

　　唐代吐蕃盛极而衰，终致崩溃分裂，吐蕃之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就在宋代时期，吐蕃历史进入黑暗时期，吐蕃本部与中原地区失去联系，中原地区所知者仅青康藏高原缘边的氐羌系，或已藏化的氐羌系部族国家。因此有关宋代吐蕃的史料极少，在研究上困难度极高，台湾至目前极少有此方面之研究成果（98）。

　　(三)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对藏族史而言，殆为一极为重要的转折期，在政治上，由独立自主转为受外力干预；在社会文化上，藏传佛教驾凌一切、掌控一切。台湾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最为重要者为札奇斯钦氏的巨著《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99）一书。该书由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开始，到一九二四年示寂的最后一世哲布尊丹巴为止，以藏传佛教为中心，巨细靡遗地论述了蒙藏双方彼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之相互影响。其特色在于运用了大量的蒙文史料，而且以蒙古族的身份背景，摆脱汉人传统的观点，为台湾史学界填补蒙藏关系领域的空白。该文甚得大陆藏学界的注意。为此，大陆由王辅仁氏、陈庆英氏于一九八五年共同出版《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一书，本于藏文史料重新编排成书，以示不落其后（100）。

　　台湾在研究蒙藏关系上，尚有张骏逸氏的博士论文《元朝与西藏萨迦派关系之研究》（101），该文综合运用了藏文、蒙文、汉文史料，且大量参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张氏其后所发表之论著有：《忽必烈以后元与萨迦派的关系》（102）、《萨迦派的帝师世系》（103）、《蒙藏早期关系之探讨》（104）、《宣政院与吐蕃》（105）、《从私人关系谈元世祖与八思巴》（106）等，系出自其博士论文之中的部分章节。其它元明时期藏族史的研究,还有刘光义氏的《吐蕃佛教与元世祖》（107）、朱宝唐氏的《元明时期西藏政教之研究》（108）、陈杭升氏的《元世祖与吐蕃佛教之关系》（109）、胡进杉氏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110）；王美霞氏之《三辈达赖与俺答汗法主关系建立之研究》（111）；杨嘉铭氏之《元代宣政院辖域的地方建置》（112）；陈又新氏之《元朝时期的萨迦派略述稿——以萨班八思巴叔侄为主》（113）；程碧惠氏之《帕摩竹巴政权兴起之研究》（114）；白璧玲氏之《论萨迦与蒙古建立关系的历史意义》（115）等；以及张哲诚氏之《十三世纪蒙古人经略西藏之经过》（116）、《帕摩竹巴王朝前期的卫藏形势》（117）、《十六世纪初东察合台汗国入侵土伯特的经过》（118）、《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之经营》（119）、《西藏加登颇章王朝建立之经过》（120）等五篇史事叙述性质的文章。由上述台湾的元明时期藏族史研究的情况看来，似乎重于元代而轻于明代，而且相较于唐代吐蕃史的研究，似乎较弱，虽撰著者较多，但论著产量少，而且明显地缺乏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明代藏族史，显得特别薄弱。 

　　（四）清代时期以还 

　　西藏甘丹颇章政权（俗称达赖政权），系于清初建立，一直延续至今。中原地区对藏区的确实掌控与统治，亦于有清一代完成。有关清代及其以后之藏族史研究，台湾庋藏有丰富的珍贵史料，有其条件可傲视其它领域。如故宫博物院所藏近四十万件的清代档案，以及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收藏的清总理衙门档，与民国国务院、外交部保存下来的档案数据等（121），均为研究十七世纪末以还汉藏关系及西藏问题的最佳原始史料。而且清代以还与现代有着密切关系性，时间上并不很古老，因此，比较能吸引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因此台湾从事此领域的学者，人数较多，论著的产量也比较丰硕。

　　有关清代时期以还藏族史的研究，早期有罗家伦氏的《中印间关于西藏问题的幕内证件》（122） 、程时敦氏的《清末民初外人侵我西藏史》（123）、吴俊才氏的《最近两百年的西藏外患》（124）、凌纯声氏的《清代之治藏制度》（125）、吴蕤氏的《赵尔丰与西藏》（126）、罗荣汇氏的《一九０四年英荣赫鹏进军拉萨始末》（127）、周昆田氏的《五十年来的西藏》（128）与《西藏问题研究》（129），以及欧阳无畏氏有关藏印边界的一连串研究（130）。此后相关研究乃渐增。目前最值得注意者有冯明珠氏、孙子和氏、吕秋文氏、萧金松氏、杨嘉铭氏和杨和晋氏等六位。

　　冯明珠女士为研究近现代西藏涉外关系的专家，积十余年的功夫，发表有：《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1876－1924)》（131）、《中英西姆拉会议》（132）、《光绪朝中英西藏交涉（1875－1908）》（133）、《读校清史稿四川土司传》（134）、《张荫棠与西藏》（135）、《西康建省的渊源——赵尔丰与川边土司的改土归流》（136）、《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1914－1919）》（137）、《廓尔喀之役的前因后果——兼论十八世纪末清廷与西藏及英属印度政府的关系》（138）、《唐绍仪与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之争》（139）、《析论清季中英交涉中的“主权”问题——兼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境域及藏印边情》（140）、《析论清末民初川边藏情及中英西藏交涉（1906－1912）》（141）、《浅谈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142）、《五四运动与西藏》（143）、《北洋政府时期的中英西藏交涉——从五四运动到华盛顿会议》（14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914－1919）》（145）、《近代中英西藏交涉的变化与主权之争》（146）、《十九世纪中叶印藏边情——西藏与拉达克及尼泊尔的关系》（147）、《论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148）、《松筠《西藏图说》与清季藏域之争》（149）等。冯女士于一九九六年，将上述的研究成果，结集成册，名为《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150）。从上述冯女士的研究成果看来，其系有计划有系统地，从十八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涵盖一三七年，详细地讨论了这期间有关西藏涉外的问题。其部分作品所用的“边情”，乃西藏地区的对外关系情况，谈政军外交，而非关西藏内部的民生、社会文化等情形，主要属政治史中的外交史，不涉及民族史的范畴，而且由于不熟谙藏语文及西藏人文与地理，导致文中小有误失（151）。但由于其充分地运用了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西藏档，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也到藏印边区作历史现场的观察及搜集资料，其研究成果普遍得到好评，如大陆学者王尧氏赞其“引用中外文献甚为详实”（152），沈卫荣氏则云其“不仅数据翔实，而且分析有力，是填补空白之作”（153） 。

　　孙子和氏历年所发表的著作:《抗战前中央与西藏关系述略》（154）、《民国十三年以来之中国国民党与西藏》（155）、《抗战期间西藏阻筑康印公路事件》（156）、《西藏热振呼图克图与中央之关系（1934－1947）》（157） 、《清季自强运动期间之藏事》（158） 、《拉萨巴勒布商人抢案始末》（159） 、《中共入藏前后西藏地方行政组织之演变——兼述西藏海外流亡组织概况》（160）、《英印侵略康藏边境述要》（161） 、《中共与印度边界冲突之研究》（162），孙氏将上述九篇作品于一九八九年结集成册，名为《西藏研究论集》（163）。另孙氏又陆续发表有：《十三辈达赖喇嘛第一次离藏出走始末——西藏与中央疏离原因溯原》（164）、《戴如意女士与基督教在西藏之传播》（165）、《五辈达赖喇嘛晋京与清初清藏关系初探》（166）、《清末川边工布朗结之乱》（167）、《十三世达赖喇嘛走印至西姆拉会议以前之藏事》（168）、《黄慕松入藏始末》（169）、《巴塘教士梅玉林被戕及其对康藏教务的影响》（170）、《热振传》等，并于一九九五年将上述八篇著作结集成册，名为《西藏史事与人物》（171）。孙氏在十余年间，发表多篇著作，用力甚勤，令人印象深刻。其研究成果大多专注于清末民初及民国时期的汉藏关系，少部分涉及西藏的政制及中印边务等。其撰写的方式及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模式（172），而且除了详述史事的发展经过之外，似乎未用到其它学科的方法。不过孙氏的研究成果所呈现者，就是让读者了解清末以还西藏历史的来龙去脉，其目标显然已达成。 

　　吕秋文氏原研究外蒙古问题，一九七一年以后开始注意西藏问题，其相关著作有：《中英西藏交涉始末》（173）、《中印边境问题之一“马克马洪线”》（174）、《清季末叶我在藏势力之消长》（175）、《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权力结构之分析》（176）、《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恶化原因之研究》（177）、《清季英俄在西藏之角逐》（178）、《清季末叶清廷维护在藏势力的努力》（179）、《清季末叶英国政策之研究》（180）、《清季末叶俄国对藏政策之研究》（181）、《从西藏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之分析探讨西藏社会落后之原因》（182）、《西藏地方与中央隶属关系之形成与发展》（183）、《西藏的地位——西藏地方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的落实》（184）等。由上述吕氏所发表的作品可以了解，吕氏以其法政及外交学的专长，对清季以还的汉藏关系、西藏内部结构、西藏对外关系及中印边界等问题，作了翔实的探讨。 

　　萧金松氏系目前在台湾能说地道拉萨口音藏语的少数汉人之一，其专长集中于西藏语文与西藏宗教。除此外，萧氏在藏族史方面，历年所发表的著作有：《清代驻藏大臣研究》（185）、《清代初设驻藏大臣经过考》（186）、《清代初置驻藏大臣原因之探讨》（187）、《清代驻藏大臣衙门的组织》（188）、《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189）、《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190）、《姚莹使乍与康輶纪行》（191）、《从驻藏大臣探讨清朝对西藏主权的运作》（192）、《十八世纪初期西藏当权者多罗郡主颇罗鼐》（193）。从上述作品可以了解，萧氏对于驻藏大臣的研究下过一番功夫，很受大陆学界的重视，并加以引用（194）。此在台湾大量引用大陆有关少数民族研究成果之当口，殆为相当难得的成就。

　　杨嘉铭氏为台湾藏学科班出身，属少数专治藏族史学者之一。其历年发表的作品有：《政教合一制度下西藏当权者之研究（l750－1911年）》（195）、《清季西藏宗城营官研究》（196）、《满清治藏之军事措施》（197）、《清代西藏对中央进贡制度的探讨》（198）、《琦善治藏》（199）、《清代西藏官钱概述》（200）、《清代驻藏大臣族籍考》（201）、《达木蒙古与清代西藏边防》（202）、《康藏分界问题浅探》（203）、《西藏史地概介——以一道百年前殿试考题为例》（204）等，最近并新著成《清代西藏的军事制度》（205）一书。由上述论著可以了解，杨氏选题较为活泼，遍及地方行政、军事边防、经济、人物研究等，有些主题为台湾学界所疏略者，足见杨氏对藏学知识的广博。其在《琦善治藏》一文中为琦善平反，认为后世对琦善在藏作负面评断，系因人废事，有失公允，实则琦善对藏区许多弊端及不合时宜的制度，严加整顿与改革，勇于任事，非其它畏葸因循的驻藏大臣所可比拟（206）。在《达木蒙古与清代西藏边防》一文中以为，从清对达木蒙古的措施可以发现，清之政策仍沿传统分而治之原则，非一般所误解清将全藏分别交给达赖、班禅管辖（207）。在《清代西藏官钱概述》中，以为清季藏地的经济活动，与南邻外邦关系近，而远于内地，而且清代西藏货币制度的变动，可作为清廷对藏区统治政策之寒暑表（208）。杨氏论点有驳有立，诚非属编排史事泛泛之论。 

　　杨和晋氏，系早年政治大学边政系藏文教授罗桑益西氏的门生，亦曾受教于李方桂氏、理查德逊氏（H.E.Richardson）与威利（Turell Wylie）教授，其于一九六九年就以英文译注了藏族学者松巴堪布（Sum pa mkhan po,1704一1788）所著的《青海记（mtsho sngon gyi lo rgyus,Annals of Kokonor）》。松巴堪布系出自青海地区的学问僧，由其撰著十七及十八世纪青海地区的历史，应属研究当时藏族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杨氏之译文不但准确，注释清楚完整，而且篇首对松巴堪布及青海记作了扼要介绍（209），极具参考价值。该书经常为国外学者所引用。杨氏在台湾亦发表有：《松巴堪布(1704一1788）及其所著之青海记》（210）、《为“西藏行程”加注》（211）、《再版“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国与西藏”》（212）、《西藏的地理文献》（213）、《五世达赖进京记事研究》（214）等。 

　　陈又新氏系台湾少数能操流利藏语的学者之一，为欧阳无畏的关门弟子。历年来发表的著作有《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新政研究》（215）、《钵森停战协议内容之初探》（216）、《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经过》（217）、《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晋京始末》（218）、《乾隆五十八年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初探》（218）等。陈氏在《钵森停战协议内容之初探》一文，充分地运用其藏语文的能力，将《藏文尺牍（Yig bskur rnam gzhag）》及《西藏政治史（Bod kyi srid don rgyal rabs）》的藏文本所载协定内，与清朝文献如：当时驻藏大臣孟保奏折、道光朝东华录、实录以及印度官方森巴文英译协议内容、艾契森条约汇编中所录的钵森停战协议等相互对勘，整理出当年签订停战协议的相关事项，诸如时间、地点、人员、内容等。陈氏指出了该协议对西藏与克什米尔之边界并无确切划定，是为日后中共与印度军事冲突的原因之一（220）。 

　　胡进杉氏亦为欧阳无畏氏的关门弟子，其发表有：《清朝汉文奏折专辑》（221）、《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研究》（222）、《雍正朝西藏事务宫中档满汉奏折汇编》（223）。胡氏在论证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时，并未以时间先后排比史事之模式撰著，而是就原因、双方的策略、善后措施及影响等，做了详尽细腻的分析，不但运用了故宫的满文档案，而且也注意到青海地区的战略意义。其以为清廷之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去除了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削弱了西藏在青海的影响力，收编了青海，使其具有内地省份一般的地位，此对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地界的勘定、清驻藏大臣之设立、改变青海地区内部族群生态等，均产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尔后清廷得以平定新疆、治理西藏奠下了基础（224）。

　　王吉林氏亦研究清代时期的藏族史，发表有二篇佳作：《达赖与班禅在藏胞中政治地位之研究》（225）、《十三世达赖一生所遭遇的变局》（226），上述作品甚得欧阳无畏氏的赞赏。王氏并指导了二篇有关硕士论文：陈素主氏的《十三辈达赖喇嘛与中央关系之研究》（227），与吴雪娇氏的《第九辈班禅喇嘛与中央政府关系之研究》（228）。专治清史的庄吉发氏，也发表有相关研究：《廓尔喀的崛起及其入侵西藏的原因》（229）、《从故宫博物院典藏项目谈西藏史料》（230）、《清代前期西藏与尼泊尔的历史关系》（231）等。庄氏著作的特色在于大量运用故宫所藏的宫中档，及其它原始史料，甚少采用二、二手的专书。另外，张骏逸氏早年硕士论文为《乾隆末年廓尔喀与西藏军事冲突之始末及其影响》（232），尔后在政治大学也开设“西藏专题”课程，专门讲述近世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藏之事实，累积丰富材料，部分已整理发表（233）。

　　其它有关清代以还藏族史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李秉延氏的《从英兵入印谈到匪印边界纠纷》（234）、罗桑益西氏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235）、李方晨氏的《西藏与民国的关系》（236）、《英俄侵略下的神秘国家》（237）、《清廷诏废达赖名号与英人策动西藏独立》（238）与《西姆拉会议经纬》（239），王成圣氏的《西藏班禅九世一生神迹》（240）与《达赖十三世的悲剧》（241），周昆田氏的《四十年前西藏行》（242）、《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前后》（243）与《热振呼图克图与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244），及吴天威氏的《英印侵略西藏与西藏独立运动》（245）、周谷氏的《西藏受外力影响阴谋独立活动之经过》（246）等史事叙述性质的文章；以及黄康显氏的《清季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茶叶贸易》（247）、朱宝唐氏的《清代对藏之宗教政策》（248）、吕士朋氏的《清代治藏政策之研究》（249）、郭荣生氏的《六十年来西藏与国共之关系》（250）、王美霞氏的《民国三十年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转变之探讨》（251）、《第九辈班禅回藏始末》（252）与《西姆拉会议后康藏界务研究》（253）、王英男氏的《西藏问题新探：中国近代外交史重要问题之一》（254）、张伯祯氏的《西藏大呼毕勒罕考》（255）、刘学铫氏的《十三辈达赖喇嘛圆寂与热振呼图克图》（256）、张秋雯氏的《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川边瞻对》（257）与《清代嘉道咸同四朝的瞻对之乱——瞻对赏藏的由来》（258）、汪幼绒氏的《刘曼卿康藏轺征所呈现的西藏政情》（259）、王章陵氏的《西藏的巨变：从1949年到1995年》（260）等专题研究；而相关硕士论文则尚有施达郎氏的《一八九０年中英关于藏印间哲孟雄界务之交涉》（261）、黎蔚煋氏的《西姆拉会议经过及其影响之研究》（262）、黄华煋氏的《西康建省对川藏影响之研究》（263）、徐新登氏的《清季四川陆军进藏之研究》（264）、郭泮氏的《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对外关系之研究》（265）、陈淑明氏的《清代经营西藏之研究》（266）、王美华氏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之研究：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迄大陆之撤退》（267）、邱萤辉氏的《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研究》（268）、赵叔键《西藏战略地位之研究》（269）、苏国川氏的《西藏领导阶层权力结构之研究》（270）、叶健青氏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之研究》（271）、杨正翠氏的《雍正至乾隆初期的清藏关系——1723—1751》（272）、卢雪燕氏的《赵尔丰经营川边之研究——1905—1911》（273）等。

　　四、海峡两岸的比较

　　海峡两岸同样承继自大陆一九三０年代藏学蒙昧初启的阶段，至一九四九年分歧以后，国民政府迁台，失掉了大部分有关藏学的资源，远离藏土。而大陆得天独厚，掌控西藏地区，以及众多的藏学资源与人才。因此，海峡两岸在藏学研究乃至于藏族史研究发展上，不论在意识型态上、方法上、观念上均有着很大的歧异性。

　　西藏系中共最后收编的一块土地，又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背景。因此，中共在早期经营西藏时，即已采取迥异于内地的措施，实施较为缓和且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革，试图化解藏人的抗拒，争取藏人的认同。但随着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再加上域外十四世达赖奔走倡导西藏独立等，使得西藏内部不断有要求独立的暴动发生，在国外则普遍获得各国的同情与注意，特别是国外藏学界，一面倒地支持西藏独立。 

　　中共面对内外杂沓纷至的压力，遂全力发展藏学研究，以因应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及西藏独立运动的猖獗。在中央，中共设有负责统合全国藏学研究的规划与协调的专门机构，即位于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此为独一无二的中央统筹研究机构，其它少数民族则无类似机构，由此可见中共的重视。其它在中央与地方上的藏学研究教学机构相当多，尤其是藏族所散布的地区（274）。在上述研究教学机构努力下，特别是大陆拥有众多藏学名师，如于道泉、任乃强、李安宅、王森、法尊法师等，又有藏籍学者如东嘎洛桑赤列、拉巴平措等，在彼等努力下，大陆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就已培养了近百名藏学研究专才，其中不少是藏族本族人士。又由于中共掌控藏区，得地利之便，对藏区作了不少考古工作与田野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考古文物与民族志资料，再加上大陆全面搜寻藏文文献，加以整理译注出版，使得大陆成为藏学研究文献资料的宝库，全世界藏学研究者都必需前往大陆“取经”。

　　台湾的藏学研究，相对于大陆的优越环境，系在无传统、无基础的环境下，发展出来者。早期几乎是无人闻问的窘况，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方因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运动，才引起国人注意。因此，台湾的藏学研究颇与大陆状况类似，同受政治面的影响，但双方注意的焦点不同，大陆着重于西藏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藏属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层面上，而台湾则较重于西藏受中共统治下的现况与变化。由于大陆掌握藏学研究资源，因此在人才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占极大的优势。以一九八０年至一九九二年的十三年期间，大陆所出版有关藏学出版品的情况，与台湾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五年的近五十年之中，所出版关于藏学的出版品，作统计数字的比较（请见表二）（276）： 

　　　　　　　　　　　　　　　表二：海峡两岸藏学出版品数量比较表
 

　　由表二数字显示，大陆十三年间藏学出版品数量，比台湾近五十年的数量，要多出许多。大陆藏学出版品学科分布的情况见表三（277）： 

　　　　　　　　　　　　表三：大陆藏学出版品学科分布表1980－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