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从远古时起，西藏人民就开始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劳动生活，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由56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西藏民族一直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相互学习帮助，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文明史。长期以来，西藏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征；同时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历史变迁等诸多因素影响，西藏民族的文化又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门研究藏族形成、发展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综合性科学——中国藏学逐渐发展成熟，跻身于中华民族学术之林，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中国藏学源远流长。古代藏族学者纪录、研究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藏文古籍卷帙浩繁。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各民族文字古文献中，仅次于汉文文献而居第一位。距今约2000年前秦汉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关于青藏高原上人类活动的记载就时有所见。此后，特别是隋唐以来，历代的官修史书、方志、档案和各类私家著述中反映藏族及其历史文化的汉文文献越来越多，内容也十分丰富。此外，蒙文、满文等文字记述的有关历史资料也很可观。所有这些文献资料，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轨迹，及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传统藏学的巨大宝库，是研究藏学的宝贵资料。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势力从各个方面越来越深地侵入中国，西藏与祖国的其他省区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利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两次悍然出兵入侵西藏；以后，又利用1911年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一时无暇西顾之机，企图策划“西藏独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期间，沙皇俄国也进行了一系列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英勇抵抗。富于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出于报国之心，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因帝国主义侵略而动荡不安的西藏，认真研究西藏问题，筹谋治藏安边之策。他们或不畏艰难险阻深入藏区实地考察，或埋首书本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撰写了大量藏学论著。据初步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出版的有关西藏的著作不下四五百种，涵盖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地理、民俗等诸领域。这些著作大多资料丰富，论述透辟，其中不乏现代藏学的奠基之作。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藏学事业的发展受到种种不利条件的严重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保护给予高度重视，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因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51年，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中央文委、中国科学院即派出有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加的科学工作队，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央人民政府制订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58年，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织了70人左右的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专家学者紧密合作，对西藏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走遍包括昌都、拉萨、山南、曰喀则、那曲等在内的西藏大部分地区，获得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重要资料。与此同时，国内藏学界的专家学者还对历史遗存的藏学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不仅界定了西藏的社会性质，为后来进行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而且为新中国藏学研究积累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奠定了初步研究基础。

　　1959年，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平息了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彻底废除了旧西藏上层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清除了阻力。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成为新西藏的主人。西藏社会的这一历史性飞跃，为藏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向藏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即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

　　平叛改革后，西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建设的高潮随之到来。这时，藏学工作者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力开展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59年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妥善保护各种文献古籍，修缮了部分历史古迹，搜集、整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和大量文献档案资料。1960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公布了西藏第一批共21个文物保护单位，其中9个属于国务院后来公布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与此同时，发掘保护藏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工作也普遍展开，收集、整理了大量藏族民间音乐和舞蹈资料；整理、改编了一批藏戏传统剧目；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民谣、寓言、神活传说和民间故事，也分别汇编整理成册，并对这些民间文学艺术遗产开展了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还先后举办了5个佛学研究班，着手整理浩如烟海的西藏佛教经典。

　　从1951年到1966年，中国藏族界人士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外，还培养了一批藏学专门人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可惜的是，新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起步不久，就发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藏学研究事业也未能幸免。但是，有关单位的许多干部群众仍坚守工作岗位，妥善地保护了大量文物古迹和古籍文献；不少藏学研究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中断自己的业务工作。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宝库得以保全，免遭劫难。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落实民族、宗教、知识分子等政策，许多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的各族专家学者得到解放，重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近几十年来，中国藏学事业迅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现在，藏学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已成为一门专门科目。目前，在西藏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的藏学研究机构有50多个，1986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承担了大量研究课题，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简明西藏通史、梵文贝叶经的整理研究和西藏宗教源流与教派研究等项目；创办的藏、汉、英文刊物有《西藏研究》、《西藏佛教》、《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西藏艺术研究》、《雪域文化》、《中国藏学》、《中国西藏》等约30种。西藏自治区的藏学研究，经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多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研究领域现已扩展到政治、经济、民族、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地理、教育、法律、逻辑、考古、民俗、医药、历算、密宗、气功、工艺技术等方面。截止1994年底，共发表学术论文1000多篇，出版学术专门著作数十种，翻译出版研究文集30多种。西藏自治区拥有社会科学院、西藏藏学学会等10多个藏学研究机构。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下设民族、宗教、语言文学、资料情报等研究所和藏文古籍出版社。

　　八十年代以来，西藏自治区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通过人员互访、图书资料交换、举办各种形式的艺术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加强了与国外文化界、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西藏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相继组织歌舞团、藏剧团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荷兰、尼泊尔、新加坡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组织文物、电影、摄影、美术等项目到日本、意大利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举办展览和展映活动。西藏自治区宗教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多次应邀前往奥地利、法国、泰国、挪威、斯里兰卡等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西藏自治区还就藏学研究事宜同匈牙利、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学术团体签定了科研合作、文化学术交流协议书，并接待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名学者来西藏参观访问，进行学术考察和洽谈科研合作项目。1987年，在匈牙利举行乔玛国际藏学讨论会，西藏自治区曾派6名学者前往参加。在自然科学研究、藏学研究和某些边缘学科的研究方面，西藏自治区正在进一步扩大与国外同行、国际组织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