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由封闭到开放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其学术文化一直相对开放，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美国藏学界认识到，只有从其学术渊源欧洲和从藏学的故乡中国等国外藏学研究中汲取养料，美国藏学才能获得新的生机，因而加大了藏学对外开放的力度。表现在：第一、学术活动的开放。请进来，邀请各国藏学家到美国研究的人次增多；在国内主办藏学研讨会，邀请国际藏学界专家参与的次数增多；走出去，一方面，到中国藏区进行实地调查的藏学家增多，如戈尔斯坦，从1978年第一次进藏考察起，几乎每年都要入藏考察，并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签订了长期合作研究的协议，南希·列维妮也多次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等阿里、色达、果洛等藏区考察；从2001年起，哥伦比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与西藏大学合作开办暑期藏语文学习班，由罗伯特·巴勒特和大卫·杰玛诺等人组织美国人到西藏学习和考察。另一方面，积极到国外参加国际性藏学研讨会；美国收藏的有关西藏的文献档案材料国际共享，国家收藏者，如国会图书馆，中央情报局档案等，个人收藏者，如波士顿金·史密斯的“藏传佛教文献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纽约万玛本等主持的“喜马拉雅和内亚文献中心”（Himalaya & Inner Resource Center）、弗吉尼亚大学大卫·杰玛诺主持的“雪域和喜马拉雅数字图书馆”（Snowland and Himalaya Digital Library）等。第二、观念的开放。受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趋势加剧、“流亡政府”进入“后达赖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人员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美国中心论逐渐转向西藏中心观，由漠视中国藏学研究动态和中国藏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转向关注中国藏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六）哈佛大学藏学研究个案

        1、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哈佛藏学具有较为深厚的基础。在美国，哈佛藏学的历史研较为悠久，对美国学术文化界乃至政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深受国际藏学界的关注。因此，要了解美国藏学的新动向，不能不了解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哈佛大学是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的国际著名学府。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1872年，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讲授梵文），当时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开始开设梵文和比较语言学作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系，兰曼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这是一部梵文和印地文手稿文集，至今仍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开始编纂出版《哈佛东方学丛书》。1902年该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该系再更名为“梵文和印度学系”。该系现在开设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混合梵语、乌尔都－印地语、泰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信德语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语言课程。1995年，随着一个西藏和喜马拉雅山研究讲席的设立，现在开设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课程。

       20世纪以来，许多国际知名的藏学家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为哈佛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汉学家和中国边疆研究专家拉铁摩尔1930－1931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1924年、1941－1946年任哈佛大学哲学和中文讲师。华裔美国语言学家李方桂，1946－1948年曾任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特邀讲师。美国著名藏传佛学家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1960年代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1963年他们于哈佛毕业后前往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美国喇嘛教佛教寺学习藏传佛教。后来瑟曼陪同格西旺杰到印度朝圣和学经，返回美国后，又回到哈佛大学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著有《明代中国与吐蕃》（1972年）的历史学家罗塞比1965年曾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

     哈佛梵文和印度学系的藏学研究推动了哈佛藏学。在哈佛，梵文和印度学系与西藏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近年来，在范德康等学者的推动下，哈佛藏学研究的步伐加快。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1952年9月生于荷兰，1975年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学士学位，所学专业为藏学、汉学、蒙古学和哲学，1976年获萨斯喀彻温大学硕士学位，专业为藏学、蒙古学和满学，1977－1979年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专业为藏学、汉学、印度学和哲学，1980－1983年，在加德满都尼泊尔研究中心担任尼泊尔－德国手抄本书稿保存项目负责人，1984年，在尼泊尔和印度开展研究项目，1985－1987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1992－1993年，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后任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助教授，讲授藏族语言文学和佛学。1993年，他获得麦克阿瑟研究基金（MacArthur Fellowship）。范德康自1995年起任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后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印－藏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藏蒙和藏汉关系史。1997年出席北京藏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仁达瓦及其遗著》。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他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道筹划并举办了哈佛藏学研讨会。范德康的主要藏学论著有：《关于克珠杰的地方语和方言研究》，载柏林《印度学研究》1987年第1期，《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一部研究吐蕃王国史的新作――评白桂兹著<吐蕃帝国在中亚>》，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91年？1－3月号，《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二辑；《15世纪西藏的印度和锡兰游客》（Still in Search of Dharma: Indian and Ceylonese Travellers in Fifteenth Century Tibet）和《11－13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等。作为博士生导师，范德康已带出了10多名藏学和印度学博士。梵文和印度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如李若虹（《多仁家族研究》）、滕华瑞（Gray Tuttle,《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研究》）、金红梅（《清代康区研究》）以及黄柏祺、刘国威、阿布杜尔·哈米德（Sardar-Afkhami, Abdol-Hamid）、科迪斯·莱斯（Schaeffer, Kurtis Rice）等，都以西藏为研究方向。范德康不仅潜心学术研究，还称得上是一位藏学活动家，他和本系其他学者及博士研究生一道，通过西藏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

       神学院设立藏传佛教讲席，为哈佛藏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长期以来，哈佛神学院几乎与西藏研究绝缘。2001年下半年美国藏学女杰杰妮特·嘉措（Janet Gyatso）的加盟，改变了这种局面，并以其深厚的藏传佛教研究功底加强了哈佛的藏学研究实力。杰妮特·嘉措的父亲吉尔伯特（Gilbert），母亲多利斯·弗兰克（Doris Frank），她深受藏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前夫为西藏贵族后裔鲁康·洛桑嘉措（Lukhang Lobsang Gyatso）。曾依止藏族高僧达孜夏珠活佛（Thartse Shabdrung Rinpoche）、德雄活佛（Deshung Rinpoche）、噶鲁活佛（Kalu Rinpoche）、丁戈钦则活佛（Dingo Khyentse Rinpoche）、珠多活佛（Drubtob Rinpoche）、堪布喜饶班丹（Khanpo Sherab Palden）、顿珠活佛（Tulku Thondup）和南喀诺布活佛（Namkhai Norbu）等学习和研究藏传佛教，先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硕士和博士（1981年）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唐东杰波的文学传统――西藏幻想的佛教研究》（A Literary Transmission of the Traditions of Thang-stong-rgyal-po: A Study of Visionary Buddhism in Tibet）。她曾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任教14年（1987-2001年），还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Stony Brook，石溪校区）、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Ann Arbor）的访问学者，并任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的纳玛达教授（Numata Professor）。现任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希佛学教授”（Hershey Professor of Buddhist Studies）。主要研究领域为：性和性别的概念、西藏医学传统、佛教寺院实践和坦特罗（密宗）中妇女的地位，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宁玛派研究专家。《自我的幻象：一位西藏的幻想家的神秘自传――晋美林巴的水中舞月和达基的伟大的神秘谈话的翻译和研究》（Apparitions of the Self:the Secret Autobiographies of a Tibetan Visionary: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Jigme Lingpa's Dancing Moon in the Water and Dakki's Grand Secret-Talk，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360p.）是其藏学代表作。她与汉娜·哈勒维克（Hanna Havnevik）合作编辑了《西藏妇女》（Women of Tibet）文集（2002年），2002年由赫斯特出版公司（Hurst）出版。还编著了《记忆明镜――印度和西藏佛教中的思维和记忆反思》（In the Mirror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indfulness and Remembrance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由桑尼出版社（SUNY Press）出版。近期在哈佛大学所授课程有：西藏宗教，佛教哲学问题，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在亚洲和美洲的理论与实践。杰妮特·嘉措目前担任的学术职务有：国际藏学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IATS）主席，国际佛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IABS）美国分会的秘书长，美国宗教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on）西藏和喜马拉雅宗教组的主席，她担任《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eligion）和《美国宗教科学院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的编委，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顾问，智慧出版社印度和西藏佛教研究专著丛书编委，达兰萨拉“阿尼玛卿研究所”（the Amnye Machen Institute）妇女研究项目顾问（the Board of Consultants）。杰妮特·嘉措进入哈佛，不仅填补了神学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空白，而且壮大了哈佛大学的西藏研究声势。

  2、哈佛大学2002年两次藏学研讨会分析

       2002年接连召开研究当代西藏的学术会议，这是近年来美国藏学研究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笔者认为，哈佛学者此举有两个意图：一是学术意图，即加强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希望充当美国藏学的“领头羊”；二是政治意图，即试图通过学者和学术来解决西藏问题，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第一次会议试图避开政治，结果并没有避开；第二次会议则直接以政治为主题。

       第一次藏学研讨会，2002年1月11－13日召开，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会议组织者是林思安（Stefanie）、胡晓江和洛桑桑杰。费正清中心以研究现当代中国著称，其“经世致用”、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学术特色十分鲜明，从前几乎不涉足藏学领域。近年来，该中心增强了对藏学和西藏问题的兴趣――克劳斯出版了《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为争取生存的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邀请藏学家作访问学者；并通过举办藏学研讨会来推动该中心的藏学研究。

      第一次藏学研讨会于2002年1月11－13日在剑桥街1737号哈佛大学的科立芝大厅（Coolidge Hall）召开，这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的办公楼所在地。会议的主题是：《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Tibet），会议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梵文和印度学系、法学院协办。会议由费正清中心主任、中国学专家伊丽莎白·佩瑞（Elisabeth Perry）主持，佩瑞主持开幕式，范德康主持闭幕式。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是费正清中心项目官员林思安（Stefanie）、社会学系博士生胡晓江和法学院博士生洛桑桑杰。（一）与会代表。1、正式代表为：中国学者：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西藏办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朱晓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博士杜永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明，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车明怀和《中国西藏》主编张晓明因故缺席；流亡藏人学者：尼赫鲁大学教授、《红星照耀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等书的作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教授、《龙蟠雪域－－1947年以来的西藏现代史》一书的作者次仁夏嘉（Tsering Shakya），达兰萨拉学者贡却尊追（Kunchok Tsundue）和加州州立大学博士阿旺平措（Nawang Phuntsog）。2、会议的评论员，主要是美国学者：著名藏学家、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范德康（L.Van der Kuijp），印第安那大学教授、国际藏学会理事史柏林（Elliot Sperling），女藏学家、第9届国际藏学会主席杰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原伦敦“西藏信息网”负责人、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罗伯特·巴勒特（Robert Barnett）；3、列席代表：美国学者，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Vogel），著名藏学家、“藏传佛教文献中心”（Tibetan Buddhism Resource Center）执行主任金·史密斯（Gene Smith），原中央情报局官员、《冷战的孤儿》一书的作者克劳斯（John Kenneth Knaus），哈佛法学院院长、主任安守廉（William Alford），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中心客座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流亡藏人官员：纽约“西藏基金会”（Tibet Fund）理事长仁钦达诺（Rinchen Dharlo），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ompaign for Tibet）中国分析员仁钦扎西（Rinchen Zhaxi）。（二）会议分为六个论坛：1、宗教，杰妮特·嘉措主持；2、西部大开发，史柏林主持；3、经济政策，安守廉主持；4教育，巴勒特主持；5、区域自治，史柏林评论；6、可持续发展，巴勒特主持。（三）提交的论文：《西部大开发中的西藏现代化发展－－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支持为视角》、《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及其前途》、《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资源、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生育政策》，车明怀提交的书面论文是《西藏的社会变革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流亡藏人学者提交的论文分别是：《当代西藏的经济政策与实践》（Economic Polic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Tibet）；《（中国）共产党与西藏的宗教问题》（The Communist Pary and Problems of Religious in Tibet）；《变化中的西藏经济－－西藏可持续发展中农业的作用》（Changing Tibetan Economy: Role of Agricultur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ibet）；《西藏儿童的教育－－在“世界屋脊”上修建沙堡》（Schooling of Tibetan Children: Building Sandcastle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提交的论文共9篇。这是一次限制规模、有一定保密度的研讨会，不向传媒公布，不在网上发布信息，是政治性的学术会议。这次藏学研讨会不但扩大了费正清中心在国际藏学界的影响，而且体现了其学术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学术风格。

   朱晓明副秘书长应邀以学者身分出席会议，并作了《西部大开发中的西藏现代化发展》主题发言，由四部分构成：西藏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支持及对西藏发展的推动作用；西藏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进展情况及政策支持的效益分析；西藏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前景。阐述了和平解放5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阐明了中央政府关于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实践，讲求斗争的原则性、艺术性和灵活性，以亲身经历和铁的事实，回击了个别流亡藏人学者在西藏民族、宗教、经济、人口和人权等方面对我进行的攻击，澄清了少数流亡藏人学者和西方学者关于西藏现状的种种谬说，有理、有利、有节，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得到多数与会美国学者的认同。

        第二次藏学研讨会，2002年4月20－21日召开，由戴维斯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具体主办者是：哈佛冷战研究计划，哈佛亚洲中心，美国和平学院，会议组织者是克拉默，哈塞恩和洛桑桑杰。俄罗斯研究中心与西藏研究结缘并不是偶然的：从19世纪起，俄罗斯在与英国争夺中亚的“大游戏”（Great Game）中就与西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研究中心以研究冷战时代为重心，而从冷战的“亲儿”（1950年代）成为冷战的“孤儿”（1970年代）再成为后冷战的“宠儿”（1990年代以来）的西藏自然成为其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会议的具体主办者是：哈佛冷战研究计划（Harvard Project on Cold War Studies），哈佛亚洲中心（Asia Center），美国和平学院（U.S. Institute of Peace），会议组织者是克拉默（Mark Kramer），哈塞恩（Aiyaz Husain）和洛桑桑杰（Lobsang Sangay）。主题为《冷战及其在西藏的遗产――大国政治与地区安全》（The Cold War and Its Legacy in Tibet: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与会代表，藏族学者：达瓦诺布，尼赫鲁大学；降央诺布（Jamyang Norbu），阿尼玛卿研究所（Amnye Machen Institute）；次仁夏嘉，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洛桑桑杰，哈佛大学；阿旺饶杰，纽约“西藏办事处”（主任）；洛桑年达，“人权与民主中心”（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白玛旺杰，独立学者，加州伯克利。美国学者（提交论文者）：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戈尔斯坦，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哈佛大学的克劳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巴勒特，佛罗里达大学的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米歇尔·沈（Michael Sheng），斯克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的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n），科罗拉多大学的麦克格拉纳罕（Carole McGranahan）。中国旅美学者：张曙光，翟强，陈建，郑西鹏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植荣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力。评论员：波士顿学院的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赫西伯格（James G. Hershberg），哈佛大学的波斯（Sugata Bose），普林斯顿大学的弗瑞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哈佛大学的马克·克拉梅（Mark Kramer），波士顿大学的戈德曼（Merle Goldman）和约瑟夫·费史密斯（Joseph Fewsmith）。费正清中心前主任、美国的“中国通”傅高义和美国副国务卿、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U.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应邀出席会议，杜布里安斯基作为贵宾发言人（Guest Speaker），将于4月21日在会上发言，题为《西藏与当前的美国政府》（Tibet and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后因故改由一名参议院出席并发表演讲。

       会议分为六个论坛（小组），各小组的主席为：第一组主席鲁宾（Alfred Rubin），弗莱泽法律和外交学院，第二组主席麦克法库哈尔（Roderick MacFarquhar）哈佛大学,第三组主席克尔比（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第四组主席克里斯藤森（Thomas Christensen），麻省理工学院，第五组主席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哈佛大学。

     第一论坛: 美国在南亚和西藏的政策――冷战年代。提交的论文为：1、《西藏与1950年代初的中－英－美关系》，翟强（Qiang Zhai），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2、《官方政策与皈依计划――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与西藏的抵抗》，克劳斯（John Kenneth Knaus），哈佛大学；3、《1950－60年代美国对南亚和西藏的政策》，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佛罗里达大学。第二论坛: 共产党集团与西藏。提交的论文为:4、《西藏问题与中苏联盟的兴衰》，沃尔夫（David Wolff），（巴黎）罗伯特－斯库曼基金会（Fondation Robert Schuman）；5、《1950年代的西藏、中国与苏联》，陈建（Chen Jian），弗吉尼亚大学；6、《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分裂――西藏的角色》，克拉默（Mark Kramer），哈佛大学；7、《西藏与中苏关系》，阿旺饶杰，（纽约）西藏办事处主任。第三论坛: 地区政治与西藏――冷战年代。提交的论文为:8、《毛泽东、西藏与朝鲜战争》，米歇尔·沈（Michael Sheng），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9、《西藏与中印边界争端的起源》，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n），斯齐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10、《西藏的抵抗与中印边界冲突，1959－1962年》，甘古里（Sumit Ganguly），（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第四论坛: 现状――对于西方的牵连和影响。提交的论文为:11、《正在进行的对于西藏的宣传战》，瓦伦·史密斯，自由亚洲电台；12、《中国与西藏的人权状况》，史柏林，印第安那大学；13、《西藏与今日美中关系》，戈尔斯坦，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第五论坛: 现状――对于东亚和南亚的牵连和影响。提交的论文为:14、《“后冷战时代”印度的西藏政策――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中的基础》，次仁夏嘉，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5、《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全球与地区因素》，洛桑桑杰，哈佛法学院；16、《木斯塘之后――对西藏抵抗的当代观察》，麦克格拉纳汉（Carole McGranahan），科罗拉多大学。第六论坛：闭幕式――中国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之间的对话的展望。参加者包括: 傅高义，哈佛大学；张植荣，北京大学；洛桑年达，“人权和民主中心”；白玛旺杰，独立学者；洛桑桑杰，哈佛大学法学院；松迪（M. L. Sondhi）， 尼赫鲁大学；张力，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本次会议的特点是：第一、政治色彩鲜明，直奔西方所关注的“西藏问题”这一政治主题；第二、利用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档案，将西藏问题置于中美、中苏、中印关系及国际局势中加以考察，总结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为相关国家献计献策，专门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西藏政策及其在西藏问题上的举措；第三、研究前苏联和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及其西藏政策；第四、关注中国西藏的现状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第五、研究“流亡政府”的发展和演变；第六、企图以学术促成中国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以学术研究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

       进入21世纪，受国际藏学发展趋势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形势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与美国其他藏学研究机构相比，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特点――双重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十分鲜明。

       第一、“学术藏学”――研究西藏传统，提升哈佛藏学水平，提高哈佛大学在美国藏学界和西方藏学界的地位。哈佛藏学研究的历史较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欧洲藏学相比，其学术实力还较薄弱。欧洲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重历史和传统，轻现实和现代；重学术，轻政治。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的哈佛大学，其藏学研究自然会受到欧洲藏学的影响。近年来，哈佛有识之士注重学术导向，力图从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聘请学者等方面提升西藏研究的学术水平。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燕京学社和神学院，都以学术研究为宗旨。范德康和杰妮特·嘉措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可以说是美国藏学研究队伍中的“少壮派”。范德康以元代西藏、藏传佛教佛教和藏汉关系史为研究方向；杰妮特·嘉措重点研究藏传佛教宁玛派；访问学者侧重研究西藏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艺术。只有加强学术研究（基础研究），才能在国际藏学界立足，这是中外藏学家的共识。显然，只有使哈佛藏学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才能与哈佛大学的学术声望相符。

      第二、“政治藏学”－－研究西藏现实，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学术区别于欧洲学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也有充分的体现。近年来，由于美国国务院《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西藏部分的发表以及“西藏信息网”美国分部的活动，促进了美国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美国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成为一些美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色彩十分鲜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以及法学院、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等，经世致用，寓现学术研究于现实政治之中，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在确定研究方向、组织学术活动、聘请教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邀请访问学者等方面，都以藏学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或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导向。克劳斯研究美国的西藏政策，积极为美国处理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题目有不少是研究当代西藏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助理罗伯特在演讲中指出，1942年以来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一贯的，即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反对西藏独立，美国的西藏政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他呼吁中国保护西藏的人权和宗教信仰，并希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总之，近年来，由于哈佛学者对西藏研究的重视，藏学同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通过举办藏学研讨会和开展活跃的藏学国际学术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作为美国藏学先驱的哈佛藏学，不仅成为美国藏学的一支劲旅，而且以其鲜明的学术风格在美国藏学界独树一帜。

三、美国藏学研究发生变化的根源和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藏学出现令人注目的新的变化，是时代特征在美国藏学研究中的体现：宏观上，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藏学发展演变的结果；中观上，是波澜壮阔的中美关系在美国藏学研究中的反映，并且打上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烙印；微观上，美国藏学的新动向既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又是美国的涉藏因素和“藏独”在美国活动的反映。

 （一）政治动力－－西藏问题的促进

      1、美国因素――藏学研究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其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哈佛大学的中国学为例，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是经世致用，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积极为促进美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出谋划策。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美国与中国在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上存在对立，美国企图利用西藏问题肢解中国，大力支持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导致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这从政治上促进了美国的藏学研究。

       2、中国因素――美中关系的变化对藏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对外开放，被西方人称为“香格里拉”的西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西方藏学家能够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成为进藏调查的第一位藏学家，这对美国的藏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了解和认识中国成为西方学者的一大愿望，研究中国的西藏政策成为美国藏学家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这从客观上推动了美国的藏学研究。次仁夏嘉在《龙蟠雪域》一书中抱怨，西方学者对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不屑一顾的局面，认为不是学术，这种局面现在正在改变。

     3、国际因素――西藏问题国际化对美国藏学的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既是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传媒推动的结果，又推动了美国学者、官员、传媒和民众对西藏、西藏问题、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的关注，反过来又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