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学领域历来比较重视藏区教育的研究。这在1949年以后是如此，以前也是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是藏学领域硕果累累的部门之一。康青建省、康藏开发带动了对于藏区教育的关注，不少学者意识到巩固边陲、开发边疆之最有效途径之一是提高边疆人民的文化知识和思想素质，这有赖于边疆教育的实施和推广。与此同时，南京、北京、康定等地蒙藏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蒙藏班的开办、汉藏教理院的创设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藏区教育问题的研究。
不过，对于解放后，尤其是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藏区教育研究方面，我们了解较多，比较清楚。而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教育研究方面的成就我们所知甚少。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的藏区教育研究论述作一基本介绍，以供学界同行参考和批评。
（一）文章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藏区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涉及面广，以研究学校教育为主，同时也兼顾了宗教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与规划、教育历史与发展等。从地域上说，西康教育研究的成果最多。其中几乎有一半的文章发表在《康藏前锋》各期，而该刊第6－7期合刊（1934年3月）的“教育专号”是最集中的体现，是康藏教育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下面我们将择要介绍解放前藏区教育研究方面的主要篇目：
教育通论方面，黄奋生的短论“泛论边疆教育”分“边疆与宗教”、“边疆教育之重要性”、“边疆教育之回顾”和“今后办理边疆教育之目标与步骤”四部分来描述。从其标题可知内容，不必赘述，但我们注意到了作者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希望在十年之中，边疆同胞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受过教育，以提高边疆的文化水平，以达到各宗教的真正平等。”这是多么良好的愿望，不过只是愿望而已。青麟曾留藏八年，对西藏之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至为熟悉，他认为“西藏教育制度，略有政治文学系及学理研究系二大宗派。政治文学系复有政治系及文学系两分支，其政治文学系学者，毕业后专司法政、民政、审计、军事、交通、经济暨藏政府之一切公务；其有不入政治途径者，则专门研究文字音韵学。学理研究系学者，乃专门研究佛学及哲学辩论者，毕业后专办佛化教育，……进一步得掌握西藏政教最高权威。”他的“西藏教育鸟瞰”正是分析了这两大系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对学理研究系阐述得更加详细，分教育制度、教育程序、教育方法等三点来详述。在“结论”中，作者总结西藏教育之优缺点，并谈及西藏教育之状况，叹西藏人民“本有普及教育之必要，惜为封建制度所限，教育尚待昌兴”。梁沅云的“西康之教育”通论了西康近代以来教育的历史进程、教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较为详尽。而蒋璧泽的“西康中等教育之鸟瞰”则全面叙述了西康中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对目前状况探讨甚多。
教育实施的先导乃教育政策与规划。先锋的“实施蒙藏教育计划”曾在民国第二次教育会议议决通过，为实施蒙藏教育计划之鼻祖，所有第二次教育会议以后议决关于蒙藏教育实施之计划，多以此计划为张本。内容包括：一、实施教育行政办法；二、实施普通教育办法；三、实施高等教育办法；四、经费预算；五、编印教育图书杂志报章办法；六、实施社会教育办法等。全福的“边疆师资教育之计划”则是专门针对蒙古、西藏、西康、青海、新疆等五个地方而制定的初等教育师资培训计划，作者认为边疆教育的重点在初等教育，而要搞好初等教育首先应解决师资培训问题。他首先分析了边疆师资培养的必要与困难，阐述了培养边疆师资实施之目标、原则、步骤与方法，师资之训练与实习参观问题，服务与待遇及其他问题等。不著撰人的“西康教育方案”是一篇长文，分上、下两编叙述。上编1－4章，第一章“总论”简述了西康的一般概况、西康教育及教育方案；第二章专述西康疆域、地势、气候及物产等自然状况；第三章专述西康民性政教、经济、交通、生活、风俗等社会实况；第四章始涉及西康教育方针，含固有文化、教育现状、教育趋势及实施方针等。下编5－10章，是此文的核心内容，分述了师范教育计划（第五章）、普通教育计划（第六章）、高等教育计划（第七章）、职业教育计划（第八章）、社会教育计划（第九章），各章都涉及各有关学校的具体教学计划、经费预算等等，至为详尽；最后一章是结论（附全方案总预算）。文末附16张图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当时西康教育状况极有参考价值。
宗教教育研究方面，万腾蛟的长篇论文“宗教教育之讨究”是一篇材料丰富、叙述严密的文章。作者在“引言”中说，佛教文化渗透于各个方面的康藏地区，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关头，“我们要设法扶持他，指导他，促进他的文明，我们应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以宗教的手段、教育的方式来改革他的传统观念，首先应使他明了他的历史和本身的危机，以及将来需要，以唤醒藏人，使他们彻底的觉悟，联合起来改造他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发展，开发宝藏，巩固边防，这些使命都非宗教教育来完成他不可”；为此，他在参阅众多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此文，以供研究西藏教育者参考。作者从宗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势（形势）等方面讨论了宗教教育之根据；进而界定了宗教教育研究之范围，追溯了喇嘛教之起源与发展史，叙述了喇嘛教之现状，含组织、生活、信仰、社会地位、势力、寺院统计、教派及其盛衰、宗教影响等，其中寺院统计表很有史料价值；接着略述了喇嘛已有之教育、政府对于喇嘛教育之措施；并分13条详细论述了今后对于喇嘛教育之实施；指出喇嘛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喇嘛将来之趋势及吾人应有之努力等。最后是“结论”和“重要参考
材料”。行文比较规范，论述比较扎实，当然也显得有些琐碎，但其中记录的许多数据和调查表格至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宗教教育方面的其他论文，较重要的还有李安宅先生的“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和“喇嘛教育制度”，两文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描述了佛教僧倡教育的结构系统、学位等级和运行机制等。
职业教育方面，旭平的“职业教育之研究”是一篇力作。作者在参考国内外有关职业教育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描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与目的、职业教育之起源、职业教育之重要性、职业教育之分类与方式，分析了各国职业教育之趋势与异同，略述了我国职业教育概况，阐述了职业教育设施之原则和办法。其中关于各国职业教育之趋势与异同，全面阐述了国外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研究状况；关于我国职业教育概况部分全面回顾了清季之职业教育和民国以后职业教育的历史状况。这两部分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最后关于职业教育设施之原则和方法，分12条予以详述，极有参考价值。可以说，这是我国早期关于职业教育研究方面的一篇重要的通论性质的文章。对后来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影响颇深。这并不只是针对康藏地区所撰写的论文，但对当时康藏地区的职业教育肯定具有指导作用。
教育实施与改进方面，有如下几篇文章较为重要：
李春材的“西康教育实施之研究”认为“教育为一切事物之母，为启迪民智、发展文化之良好工具”，而西康则“无人问津，政府忽视，国人莫管”，以致帝国主义有可乘之机。因此，应该加强西康教育之研究与实施。作者首先回顾了西康教育之历史与现状，剖析了帝国主义者对西康文化侵略行径；然后指出今后西康教育之出路必须以民族教育为出发点，必须以普及教育为经络、必须以生产教育作归宿。在“尾语”中称“西康所需者甚多，正是‘百端待举’但我人积极的从教育着手，其他则不难迎刃而解”。文中所刊“西康各县学校教育调查表”和康区巴安、康定、泸定等地教会学校列表很有史料价值。
仲康的“如何实施西康之生产教育”认为“教育为立国之大本，文化之前驱，开发边疆，必须从教育之推行入手”，又说“一般教育有职业教育之设施，有生产教育之倡行，办法虽异，目的则同，盖在养成儿童生产知能兴趣与态度，使适合于现时代现社会之要求也”。为此，此文作者探讨了康区实施生产教育之理论与计划，将生产教育这一新兴学说介绍到藏族教育中去，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
严格里的“改进康藏教育之步骤与方法”首先阐述了康藏教育之缺点及其危机，认为现实的教育不合时代、不合需要、有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成分，并从整个民族、进化论、康藏同胞自身利益三个方面论证改进康藏教育之必要；提出改进康藏教育应注意之三点原则：要合乎经济的原则、要合乎康藏人民生活需要、要避免与康藏人民信仰相冲突；然后叙述了改进康藏教育之步骤及改进康藏教育之方法等。
教育改革方面，还有李安宅的“论西北藏民区应用创化教育”、张为炯的“西康区教育之今昔及其改进之意见”、吴鼎的“边疆教育之现况及今后推进之方法”等较为重要。
教育发展历史研究方面，张万根的“西康教育之回顾与前瞻”简要回顾了西康教育的发展沿革，描述了西康教育之现状，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所应走途径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刘绍禹的“西康教育史之略述”首先分析了清廷实施西康教育之动因，阐述西康宗教教育的基本要素，进而详尽地叙述了西康普通教育的发展简史，分为四个时期：1、西康教育之萌芽期——盛清岳锺祺时期；2、西康教育之黄金时代——清季赵尔丰时期；3、西康教育之颓丧期——镇守使时代；4、西康教育之复兴期——政委会时期。应该说此文是本时期西康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
周应奎的“西康三十年来教育兴替图”和“西康教育沿”对西康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内容全面而简明扼要。时任职于贵州省教育厅和有关高校的梁瓯第是当时在边疆教育研究方面较为活跃的学者，本时期他发表的“西番的社会及其教育”仔细探讨了西康的社会状况和教育问题；“赵尔丰时代的西康教育”以详尽的资料分析、总结和研究了清赵尔丰时代西康教育的历史状况、主要成就和问题所在；而其“民国以来的西康边民教育”则专述了民国以来西康边民教育的历史发展，该文特别总结了西康建省以来教育之成果并列表说明之。此外还分述了民国以来西康教育两件“值得特别加以注意的”事情：一为喇嘛寺兴学的昙花一现，一为特种教材之编制。
其他专题的研究还有如：张煦的“西藏之教育及考试制度”，分析和探讨了西藏教育的中心——寺庙教育及其教学课程、寺庙教育的方法、僧倡考试的方法及宗教教育学位等级之类的问题。马志成的“康藏教育环境之探讨”则着重讨论了康藏教育的政治与宗教环境，前者分组织情况、长官之产生、政权与教权之关系、人民与政治等方面来阐述；后者则讲述了宗教类别及其所在地、喇嘛如何产生、各级寺院之组织、喇嘛参政、喇嘛教行政系统、寺院财政、寺院武力及号召力、寺庙喇嘛寺的管理与教育等问题。
谏的“西康泸定教育之概述及其危机”具体叙述了沪定县兴学简史、经济概况以及目前危机，并就如何改进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崇俊的“蒙藏教育情况一般”记载了各种教育议案、法规、计划、办法、调查报告等资料；而德亮的“西康康定沪定两县教育概况”则是对康定、泸定两县教育状况调查的简短材料。
此外，卫惠林的“论边疆学术与边疆大学设置问题”讨论了中国边疆的学术价值、边疆文化教育工作与学术研究、如何建立边疆大学等问题。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讨论了边政与边教的重要性及其两者之关系。
（二）书籍
与藏区教育研究相关、印刷成册的书籍，数量不多。除了刘曼卿的一本通论性著作《边疆教育》之外，其他著述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关于汉藏教理院的著述，一是西康地区教育方面的各种教科书的出版。
1930年秋，太虚法师入川传播佛法，呈请四川督办刘湘于重庆之北暗创设汉藏教理院，延聘汉藏两族高僧大德、著名学者为教师，招聚汉藏僧倡而教之。于是，翌年（1931）春汉藏教理院正式成立，隶属于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的创建和发展，是本时期宗教教育的一件大事，也是汉藏文化交流、汉藏和睦的一件盛事。关于该院创建和发展历史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如下两本：
一是禅满智编的《汉藏教理院之使命》，二是汉藏教理院编的《汉藏教理院年刊》（第1期）。前者详细记载了汉藏教理院创建之概略，阐述汉藏民族及文化之关系。全书分为引言、佛教之价值、佛教与西藏民族、佛教与西藏政治、佛教与西藏文化、佛教与西藏地理、西藏之信仰、汉藏关系与佛教、西藏之治理与佛教、治理西藏与中国整个治藩政策、川藏关系、汉藏教理院与川藏之前途及结论等十四节。末附汉藏教理院章则及课程表等。后者是汉藏教理院学术刊物之一，系创刊号，此期内容有太虚法师“发刊词”，土登喇嘛“汉藏亲善论”，默如“佛家空义浅说”等文，另有“本院事务之过去现在与未来”等。以上两书与汉藏教理院有关的珍贵史料，对于研究汉藏教理院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功绩颇赋参考价值。
自从民国以后，西康开发之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仁人志士投入到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工作中去。人们意识到开发边疆，首先应启发民众智慧、提高民族意识，而这有赖于边疆教育的开创和发展。在边疆教育的热潮中，为了配合学校及民众教育，有关部门和个别学者组织编写了大批教材。应该说这些教材无可争议的是本时期藏区教育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我们不能将它们忘却：
第一批是由川康边防军第一师第二旅专为西康小学初级课程编印的系列教科书：《西康实用国语教科书》、《西康实用常识教科书》、《西康实用三民主义教科书》。对于以上三书之优劣，梁甄第先生曾有专门评述，认为其优点有三：一、适合康人生活；二、富有民族意识；三、促进康人生活。其缺点是：一、教材太抽象，如国民革命、帝国主义、社会秩序、机会均等、权利义务等涵义难解，西康儿童恐无体会能力；二、生字无次序，生字多，排列不依笔划繁简，或常用字缺少重复机会；三、无藏文对照：课文全用汉字，与康人环境隔绝，认识艰难，致无学习兴趣；四、无图画穿插，每册除方块汉字外，不用插图，课文无图画印证，教学困难；五、形式欠讲究：教科书作长方形，印刷不甚清晰；六、教材内容不连贯：上课讲矿产，下课忽谈天气；七、体裁生硬，各课文均以叙述为主，无诗歌故事等生动的描写；八、成人本位，不适合儿童生活，如谈自由平等、农矿、工商等。指出“西康适用教科书的编撰缺点，纯属于工作者的教育常识、课程经验及编纂技术的缺乏，兹不再加以评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批教材是当时任职于西康小学课程编订委员会的谢国安先生主持编印的，也有三种：《西康国语教科书》（8册）、《西康常识教科书》（8册）、《西康公民教科书》。本套教科书编辑方法，系根据教育部颁“小学课程标准”及西康特殊环境，先编汉文，再用藏文译注。本书于民国25年（1936）译成，民国26年，（1937）1月出版，并由西康小学课程编订委员会通令各校采用。对于以上三书，上文说提梁甄第先生之文也有评述，认为该项教材之编辑与以前自编教材相比，进步极大。其特点是：一、汉藏合璧，一面汉字，一面藏文，对照易解；二、插图极多，适合儿童读书兴趣；三、内容丰富，如《常识》包括社会、自然、卫生三类教材，《国语》包括公民、党义、文学、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类教材；四、注重民族材料，对于民族融合历史、边疆史地、帝国主义之侵略事实、佛教题材等颇为注重；五、生字支配得当，如国语教科书，前四册每课至多七个生字，后四册每课至多十个生字，生字另有附录，并注标准国音。该书藏文译注，有译例四点：一、课文依照西康南北两路通用语文翻译，并采用意译法。二、文法依据西康各县最浅显语句，并照藏文文法组织翻译。三、课内汉文语句，其意义连续不断者，系能通其语义按节翻译。四、书中名词系用康藏固有普通名词编译，并以青海编印之《汉藏小词典》为准，其无名词可译者，姑从音译。较为科学。
当然，梁先生也指出了这套教材“重要之缺点”：一、编辑汉藏教材，系先有汉文，再译藏文，译者只能按课照译，故译文多生硬勉强；二、编者不明康地生活及藏文组织，只凭主观编辑，故许多课题仍不易为康地儿童所接受；三、藏文译注，系一极艰苦之工作，本书对于附加符号及文法均有错误之处；四、插图多用汉地风光，人物亦多汉人装束，使康地儿童无亲切之感；五、题材仍多离开生活，如画父母及儿童同桌吃饭，并着汉人衣服。而康人食糌粑酥油茶无桌无椅，无肴无筷，故令儿童莫名其妙；六、教材忽视民俗内容，康地歌谣、故事、传说、寓言及佛教之神话等，多不胜计。
无疑，谢国安先生等编的这套教材与过去的教材相比，有了极为明显的进步。对于民国时期西康教育发展和推广曾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简介：王启龙，博士，清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目前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院做访问教授；邓小咏，硕士，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讲师。（①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②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市 100084）
